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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12年后,郁达夫与王映霞发文互揭疮疤,“神仙侣”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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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初春时节,郁达夫的热情换来了王映霞的真情回应,二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由于身份的原因,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备受瞩目,而他们二人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时过12年后的1940年初秋,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登报刊出了离婚启事,曾经的“神仙侣”就此分道扬镳。

王映霞本不姓王,而是姓金,本名叫金宝琴,于1908年出生在杭州。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由家人做主,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随即改名为王旭,号映霞。

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王二南还精通琴棋书画,加上对王映霞疼爱有加,使王映霞从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1923年,15岁的王映霞考入浙江女子学校,成为人才辈出的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中的一位佼佼者。

1927年1月14日上午,有“杭州第一美人”之誉的王映霞,在借住的上海淮海路的“尚贤坊”弄堂的孙百刚家中偶遇到了来访的郁达夫。

此时的郁达夫已经是留日归来,闻名文坛的作家,他的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夜晚》使他名噪一时。

而当时年方19岁的王映霞也爱好文学,对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早有耳闻,也时常拜读他们的作品。只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会与郁达夫产生那么多的交集。

那天,郁达夫兴致很高,也十分殷勤。闲聊过后,郁达夫不顾孙百刚留他在家吃饭的热情,执意要请孙百刚夫妻和王映霞到外面吃饭,而且还叫来了小汽车,直达南京路的新雅饭店。那顿午餐的酒菜很丰盛,大家都畅饮了一场,而明显特别高兴的郁达夫还有了几分醉意。

此后,郁达夫几乎每天都往孙百刚的家里跑,他还邀请孙百刚夫妻和王映霞一起去游玩、吃饭、看电影、听戏等,变着花样接近王映霞。

孙百刚夫妇察觉了郁达夫的“醉翁之意”后,就以郁达夫是有妇之夫为由,反对他追求王映霞。他们还以给王映霞介绍男朋友,来摆脱郁达夫,甚至还把王映霞藏起来,或者说是回杭州了。

而正值青春年少,纯洁且拥有美貌的王映霞,在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上也是小心谨慎的,对于来自已经有家室的郁达夫的狂热追求,她一直保持着犹豫与观望的态度。

然而,郁达夫却是愈挫愈勇,竟然自己跑到王映霞任职的坤范女校去守候她,在保持与王映霞天天见面的状态下,他还几乎天天写信去“感化”她。

面对郁达夫的似火热情,王映霞渐渐地动心了。虽然在一段时间还不能确定郁达夫是否真心爱自己,王映霞还是保持了与郁达夫的交往。日子久了,王映霞就真的爱上了郁达夫。

当再次收到郁达夫以长篇书信表达的浓浓爱意后,王映霞就真的相信了爱情,相信了郁达夫的美好谎言:他离婚,她投于他的怀抱。

1928年,20岁的王映霞和32岁的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了婚礼。由于身份的原因,这场婚姻让他们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式人物。很多人认为他们是自由恋爱和结婚的典范,诗人柳亚子称赞说他们是“富春江上神仙侣”。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才子佳人式婚姻生活在婚后是美满幸福的。郁达夫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满足了王映霞的生活所需,两个人的生活没有太多负担和压力,一时间过得悠然自得。

不过,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婚后三年里,王映霞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一家人的生活开支随之与日俱增,加上郁达夫还要顾及身在老家的母亲和发妻孙荃的生活,一家人的日子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

郁达夫的性格本来就比较古怪,有着容易冲动的性情,加上他还放浪不羁,不习惯过安静平和的家庭生活,因而在平日的生活中,就与比他年小12岁的王映霞的摩擦没有间断过。

而王映霞一直有一个心病,就是关于郁达夫的前妻孙荃。在王映霞嫁给郁达夫的时候,孙荃只是声明了她与郁达夫分居后,就带着孩子回老家与婆婆生活,但她并没有正式与郁达夫离开,所以名义上还是郁达夫的妻子。这样一来,王映霞就被放在了姨太太的位置。而事实上,王映霞有一次跟随郁达夫回老家祭祖时,的确被郁家人当作了姨太太对待。

结婚前,郁达夫明明答应与王映霞组成一个只有两人的完整家庭,可结果她却平白无故地沦落到第二位的位置,这种待遇让性格要强,又有进步思想的王映霞如何能够忍受?

一点点的隔阂,一点点的矛盾,慢慢地在郁达夫和王映霞之间撕扯出一个难以愈合的裂缝。

1932年里的一天,王霞去拜访一个多年没见的女朋友,结果被郁达夫无端指责。两人大吵一架后,郁达夫气愤离家出走,还在报纸上写文章痛骂了王映霞和她的那位女朋友。他的这种做法甚至轰动了上海,让王映霞和她的朋友非常难堪。

无奈之下,懂得郁达夫性情的王映霞只得隐藏自己的心绪,她想过平静的生活,也想到了落叶归根回杭州,就劝说郁达夫搬回杭州生活。

出于对于家庭经济的考虑,加上时局的动荡和其他种种原因,权衡利弊后,郁达夫同意了王映霞的提议。二人回杭州买了30亩地,建起一座古典风格很浓的大宅子,取名为“风雨茅庐”,意为躲避风雨,过安稳平静的生活。

然而,在风雨茅庐中的生活没过多久,就开始风雨飘摇起来。郁达夫和王映霞之间的问题并没有因此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对于婚姻、对家庭生活颇感失望的王映霞热衷于社交,她喜欢郁达夫带她结识一些上流社会的名人,加上她原本在杭州就有名气,很多人也会主动慕名前来拜访。

此时的王映霞仍然保持着风姿和美貌,精心装扮之后更显示出不凡的气质和风度。社交的喧嚣带来虚假的荣名,也带来了浮躁的生活,在看似光鲜的外表背后,留下的是种种不安定的隐患。

1936年郁达夫远赴福州供职,王映霞不但没有随行,而是在郁达夫走后,把儿子们交给母亲照管,又请了两位姨娘帮忙,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了花枝招展的社交皇后。不是一天到晚地外出交际应酬,就是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

一伙人不避男女,开口无忌,说些荤素露骨的笑话,风雨茅庐一时间成了男士们最爱光顾的地方。渐渐地,王映霞与几个男子相好的传闻不胫而走,而在传闻当中的男子竟然有戴笠这样的重磅人物,还有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

当然,王映霞与几个男子的传闻是否真实的存在,但他们之间的暧昧传闻竟会愈演愈烈,而在福州工作的郁达夫自然也听到风声。

郁达夫有了危机,匆忙从福建赶走到王映霞携便宜避难的浙江丽水,将全家人带往武汉生活,想以此斩断王映霞与那几个人的关系。

可是,令郁达夫和王映霞都没有想到的是,郁达夫有一天在无意中看到了戴笠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意绵绵的情书。这让郁达夫愤怒至极,他将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想要以此逼王映疏通知难而退。

然而,王映霞面对郁达夫如此不顾情面的激进做法,却来了个无所谓的不辞而别。这样一来,就如同火上浇油,让火爆脾气的郁达夫有了无穷的想象,他竟然以为自己的妻子跟某位先生偷偷私奔了。

因愤怒而失去理智的郁达夫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在知名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大概意思是说:在这样的乱世中,男女之间的分分合合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与某个人的关系不要紧,甚至你带走一些金银首饰或者钱财都不是问题。但你的母亲和孩子很想念你,所以请你将落脚的地址告诉我。

第二天,王映霞在《大公报》上看见了这条让人大跌眼镜的寻人启事,心中也是怒火难平。不过,这场风波和矛盾在朋友们的努力调解下,郁达夫登报道歉,最终得到和解,王映霞这才回了家。

然而,虽然这一次的风波和矛盾被平息了,但郁达夫和王映霞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实质性地好转。

随着郁达夫因工作需要,带着家人去了新加坡,为《星洲日报》做抗战宣传,而王映霞为了避难,去了印尼的一个小岛上教书,后来因无法忍受岛上严酷的环境,回到了新加坡,又一个新的矛盾出现,让王映霞终生难忘。

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比较有名的杂志《大风》旬刊上发表了包含19首诗和1首词的《毁家诗记》,详细“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感情纷争,指出了王映霞的背叛,并痛斥了是王映霞的婚外情毁掉了整个家庭。

面对郁达夫突如其来的攻击和声讨,王映霞愤怒了,她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来登报回应郁达夫对她的控诉。于是,两人之间你来我往的博弈,就引发了诸多报纸和杂志的关注。为了争取更多的看点,报纸和杂志为这件事“推波助澜”。而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公开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和冷战分居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婚姻破裂。

1940年8月中旬,郁达夫和王映霞二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被诗人柳亚子先生曾誉为的“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从此成为陌路人。

时至今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故事仍会时常被人提起。有人说,郁达夫和王映霞之间是一段命中注定的孽缘。

对于他们的这段姻缘,其实可以用这样一首歌如是说: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管是劫,是缘;毕竟曾经相遇、相爱、相处过,无怨无悔也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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