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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风土人情？谢谢
上海传统文化
城市网2002-9-29 11：14
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明代上海籍科学家徐光启的农学巨著，由陈子龙等在徐光启逝世后整理修改，于崇祯十二年(1639)刊行。全书分60卷、12目、50余万字。12目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书中大量辑录古代和当世文献，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历史农学著作和当时农业生产经验作了总结性评述。《农政全书》与汉代《？胜之书》、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宋代陈?《农书》、元代王祯《农书》并称"五大农书"，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
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中国形态的近代城市市民文化，源于上海城市。鸦片战争后，形形色色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融合，在上海城市形成一种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首先在绘画、京剧等艺术领域生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艺术风格，其特征要言之，在于它善于兼收并蓄，不受陈规拘束，敢于探索创新。这种风气进而影响至社会各层面，成为状态较稳定的民众文化，相对于北方"京派"文化而存在。海派文化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各地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海派"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贬义词，近年在改革开放形势下部分学者提出应倡导发扬光大"海派风格"。�
松江画派
【松江画派】艺术流派。又名"云间画派"。明末上海地区绘事很盛，人才辈出，几乎同时形成以顾正谊为首的"华亭派"、越左为首的"苏松派"、沈士充为首的"云间派"。三派在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上基本一致，讲究水晕墨章，古雅神韵，富于江南清疏情致。他们3人又都是松江籍人，故又统称"松江画派"。董其昌是此派最有成就的人物，他融宋元诸名家之长，所作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秀逸潇洒，具有平淡和洗练的特点。他的画学思想对后世也有着深远影响，莫士龙、陈继儒、程嘉燧、李流芳等从之。清初，娄东、虞山两派兴起，为云间画派两大支流。�
顾绣
【顾绣】民间工艺。古代上海地区著名刺绣技艺。源于明代。嘉靖年间，上海名宦顾名世筑名园"露香园"。顾绣创始人是顾名世长子顾会海之妾缪氏，她在宋绣传统上创新发展，奠定了顾绣基础。传至次子顾斗英第二子寿潜妻韩希孟时，技艺登峰造极。她于画艺有造诣，运用针锋特技以体现画稿的神韵，今存世之顾绣代表作均为她的作品。每幅绣品旁均有董其昌题咏，珍贵异常。顾名世曾孙女顾兰玉精通绣艺，曾设幔授徒，四乡妇女学艺后以此为营生，顾绣艺术得以传世，其居功甚伟。顾绣特点是擘丝细过于发，针刺细如毫，配色精妙，绣品气韵生动，工致无匹，有"画绣"之美誉。顾绣对后来之苏绣、湘绣、蜀绣均有影响，为中华民族艺术之瑰宝。�
海上画派
【海上画派】清中叶特别是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海道畅通，人文荟萃，各地书画人士挟艺流寓沪上者日众，上海渐成绘画活动中心。时人对一批寓居上海卖字鬻画的画师画匠名之曰"海上画派"。代表人物有赵之谦、任颐、吴昌硕、黄宾虹等。这些画家由于较早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不愿墨守成法的陈陈相袭。他们上承唐宋优良绘画传统，吸取明清陈淳(白阳)、徐渭(青藤)、陈洪绶(老莲)、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又受清代金石学影响，破格创新，个性鲜明，画风趋向笔墨清新、浑厚豪放的气质，富于生活气息和时代感，熔中西文化于一炉。海上画派与海派文化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金山农民画
【金山农民画】上海金山县民间传统艺术。包括灶头画、剪纸漆绘、民间玩具、泥塑和石刻等，构思新颖，色彩明快，造型稚拙，具江南水乡独特风韵。金山县文化馆组织农民画创作骨干20多人组成金山农民画社，从事专业创作活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0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首展，大获成功。1981年，金山农民画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以及比利时布鲁塞尔和联邦德国展出时，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的源头"。到1987年底，已有近2500幅作品在国内外展出，日本国美乃美出版社出版了金山农民画册。有4幅精品被邮电部制成邮票发行。金山县因而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嘉定竹刻
【嘉定竹刻】民间工艺。竹刻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传统工艺，始于唐朝，盛于明清。嘉定竹刻始于明隆庆年间，熔笔墨艺术和雕刻技艺于一炉，作品富于诗情画意，形成著名的竹刻流派--"嘉定派"。代表人物是朱鹤、朱缨和朱稚征祖孙三人(世称"嘉定三朱")，以深刻作浮雕和透雕技法为其流派特色。嘉定竹刻以留青阳刻为主，即利用竹皮、竹肌色泽的不同，雕镂出浓淡相间、绚烂多姿的艺术品。品种繁多，既有插屏、挂屏等艺术欣赏品，亦有烟盒、扇骨、笔筒、花瓶、搁臂等实用工艺品。�
黄草编织
【黄草编织】传统手工编织工艺，以嘉定最为有名。嘉定黄草色泽淡雅，质地坚韧，并能染色，用它编出的工艺品门类多样，式样新颖，色彩丰富，工艺精致，具有民族特色。草编制品有拎包、果盆、杯套、盆垫、拖鞋等等，充满乡土气息，兼具手工织品的自然美、艺术美和实用价值。早在清代，嘉定黄草拖鞋便远销欧亚各国。现在，黄草由野生改为人工培育，质量更佳，近年推出仿古图案新产品，制作精巧，纹路细密，图案中人物、车马错落有致，古色古香，巧夺天工，深受人们喜爱，成为上海著名的工艺品。�
小热昏
【小热昏】上海滩上植根于民间的一种马路说唱艺术。源于清末民初，当时杜宝林等民间艺人采用隐晦曲折的手法，以"说朝报"的形式，说唱时事新闻和笑话故事，讽喻当时的社会黑暗，初名"醒世笑谈"，后称"小热昏"，盛行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为一种独具上海地方特色的说唱。小热昏用地道的上海方言演唱，一般以小锣或三巧板伴奏，常用曲调有"锣先锋"、"三巧赋"、"东乡调"等。很多小热昏艺人自己熬制梨膏糖，用唱"小热昏"来推销。名艺人有陈长生(艺名小得利)，后有陈国安、徐和其、俞笑飞等。50年代后小热昏艺人多半成为滑稽评弹演员，与今天活跃在上海舞台的"轻松艺术"--独脚戏、滑稽戏颇有渊源。�
上海花会
【上海花会】上海常有花会举行，相沿成习。其中最著名的是每年农历四月下旬的"兰花会"和九月间的"菊花会"。花会多在城隍庙西园(今豫园)举行。兰花会一般为期3天，参加花会的兰花盆上，贴着写有种花主人姓名的红纸条，各色名贵兰花争奇斗妍，品花者流连徜徉其中，慢慢品味，最后评出最优的"状元花"。"菊花会"通常在豫园"四美轩"举行，也是名花丛集，蔚为壮观。时至今日，每逢花开季节，一些公园亦常举办兰花、菊花展览。�
龙华庙会
【龙华庙会】农历三月上海人游龙华寺(位于今徐汇区龙华镇)、赏桃花的节日盛会。庙会一般自三月十五日开始，至二十八日结束。早在明末清初，民间就有"三月三，上龙华"的说法。龙华古刹，近水临街，巍峨庄严。每逢三月间，十里桃花，艳若红霞，车马舟船，川流往来，毂击辔连，舳舻相接，游人香客纷至沓来，是为赶庙会。旧时，庙会多售农副产品，如竹林藤器、香烛、龙华稀布、瓜果菜蔬和净素风味小吃等。民间艺人、江湖班子亦聚会于此，一显身手。龙华寺中有家眷的亦可在三月十五日那天同亲人见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庙会中断，80年代恢复，规模胜过当年。�
上海土布
【上海土布】上海地区传统产品。自元代以后，以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乡)为中心的上海地区纺织业逐步发达。上海赢得"木棉文绫、衣被天下"的美名。上海土布品种有云布、毛蓝布、紫花布等，染有大红、真紫、赭黄等鲜丽色彩，配制龙凤、麒麟等花纹，有质地精细柔软、保暖耐穿、不易褪色的特点。明以后，上海土布销路已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还有一部分销往日本、南洋等地。鸦片战争后渐遭洋布冲击而淘汰，但现在上海市郊集市偶尔能见到土布产品。�
上海年夜饭
【上海年夜饭】岁时习俗，农历除夕俗称大年夜，这一天全家欢宴，称"吃年夜饭"。古时过年可从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开始，直至除夕，各户人家择时做年可先后不一，近代以后才渐集中在除夕。除夕傍晚，家中悬挂出先人遗容(即"画像"，也叫"真")，合家祭拜，然后围坐欢宴。上海年夜饭菜肴很富特色，除鱼肉鸡鸭外，还添上炒塌棵菜和糖醋银丝牙两样菜底，另外必备如意菜(黄豆芽)和发芽豆，含有"开发"的意思。这顿饭若有家人远出，也得添上杯筷，以示团圆无缺。上海人在吃年夜饭时，有诸种忌讳，如不许淘汤。据说淘汤吃饭，来年出远门办事要受雨淋，虽为无稽之谈，亦寄托了百姓求福消灾之意。�
迎财神
【迎财神】上海人把农历正月初五称作是"路头神"即"五路财神"的生日，故民间初四夜和初五有接财神之俗，近代上海工商业发达，故这种风俗尤受重视。初四夜半子时，家家祭供鲤鱼、羊头(谐音"利"和"洋头")，满堂香纸蜡烛，壁上高挂财神像，合家老小跪拜祈求今年财神爷送财降福，各商铺店肆也都在这时举行仪式迎接"财神"。初五日商界各家店主在清晨将新制的旗帜挂在财神位前，待祭好财神后才算新的一年开始营业。店主在这天要设"利市酒"宴请全体伙友，凡红帐报造、职业进退、当年营业大计，都在酒宴上宣布，所以往往有不少雇员在这天被解雇。50年代后此俗渐废，80年代后，上海地区又出现燃放爆竹迎接财神的现象。�
本帮菜
【本帮菜】上海本帮地方菜的简称。以浓油赤酱、咸淡适中、保持原味、醇厚鲜美为其特色。较早时候的本帮菜口味较重，后来为了适应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喜食清淡爽口的口味，特别是上海文化人的需要，本帮菜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汲取别帮别派之长，菜肴渐由原来的重油赤酱趋向淡雅爽口，形成"海派本帮"之特色。烹调方法上善于用糟，别具江南风味。上海本帮菜馆中，德兴馆和上海老饭店两家百年老店素享盛名，有八宝鸭、糟钵头、虾子大乌参、竹笋腌鲜等名菜。�
城隍庙五香豆
【城隍庙五香豆】上海地方传统小食品。为原上海城厢城隍庙内兴隆郭记郭瀛洲创制，初名"老城隍庙冰糖奶油五香豆"，已有半世纪历史。精选粒大、性糯、软硬适中之蚕豆为原料，主要作料是糖精、食盐和香精，制成后表层奶油色，五香扑鼻，甜而不腻，食后回味无穷。70年代被列入上海特供商品。�
枫泾丁蹄
【枫泾丁蹄】上海风味食品。丁蹄是"丁义兴"蹄膀的简称。"丁义兴"菜馆是上海金山县枫泾镇上的一家老字号，自清咸丰二年(1852)起，它制作的红烧蹄膀便名扬四方。该店用120斤左右黑毛纯种枫泾猪的后腿为原料，烧制时抽去筋骨，整修外形，上部椭圆，下部如管，然后下锅。再加调味品，作料则专用嘉兴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老花雕黄酒、苏州桂圆斋冰糖。火候三文三旺，煮蹄用的是"百年老汤"。烹成后色泽棕红，酥而不烂，蹄形完整，冷切吃香，蒸热吃糯，很有特色。本世纪初，以丁蹄制成的罐头，远销海外，1945年在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
四鳃鲈
【四鳃鲈】天下鲈鱼皆两鳃，独松江(今吴淞江)所产为四鳃，头大扁平，鳍棘坚硬。烧制的鲈鱼，肉质细嫩无比，鲜而不腥。相传清乾隆帝品尝后亲题"江南第一名菜"，并谕示每年入贡。50年代，鱼源锐减，濒临绝迹。松江等地区采用人工育苗的办法，增殖资源，初见成效。
参考资料：资料来源：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上海
上海的滑稽是如何产生的？
滑稽戏是上海一带的地方戏剧剧种之一，现主要流行于上海及其周边吴语地区。
滑稽戏是由文明戏演变发展而来的，1920年前后形成于上海。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喜剧艺术中，从先秦时代的俳优、唐代的参军戏到元明杂剧里的滑稽穿插，是现代滑稽戏的远祖，那么曲艺独脚戏则是滑稽戏的近亲，而独脚戏又直接源自民间说唱和文明新戏。
早在清朝末年，江南农村就出现了一种专门"说潮报"的民间艺人，演唱内容以新闻和时事为主，中间常穿插一些滑稽故事和笑话，又名"说新闻"。其中以自称"小热昏"的杭州艺人杜宝林最为有名，他以"说潮报"的形式在杭州街头卖梨膏糖，出言诙谐，深受欢迎。文明戏演员江笑笑就曾深受杜宝林影响，并将杜宝林的"段子"加以改编和丰富，在杭州、上海登台演出，他的特长是以"说"为主，人称"社会滑稽"或"文明滑稽"。被称为"独脚戏创始人"的文明戏演员王无能也受到苏州民间说唱的影响，并经常把卖梨膏糖中的滑稽段子用在文明戏的演出中。当时，文明戏的演员行当有五种，"滑稽"即为其中之一，王无能很早就是文明戏的滑稽演员，也曾在苏州、上海接堂会，专演滑稽段子，1927年脱离文明戏后，正式在上海登台演唱独脚戏，他以"学"为主，代表作有《哭妙根笃爷》、《各地堂倌》等，人称"老牌滑稽"。刘春山原在上海城隍庙"说因果"，是城隍庙著名卖梨膏糖的朱品斋的学徒，擅长浦东说书和各种滑稽小调，以快"唱"著称，能根据报纸新闻即兴编演节目，故称"潮流滑稽"，代表作有《一百零八将》、《游码头》等。王无能、江笑笑和刘春山是最早登台演独脚戏的老艺人，被称为"滑稽三大家"，他们以各具特色的独脚戏于20世纪20年代相继出现于上海的曲艺舞台，从而宣告了一个新的曲艺形式--独脚戏的诞生。
贾有福的艺人历程
13岁自食其力
1931年4月，贾好笑出生于义乌佛堂一个木匠家中。这是个木匠世家，贾好笑的爷爷是个木匠，其父也是子承父业。
贾好笑长子贾东初介绍，他爷爷的木匠手艺当时在佛堂、兰溪等地曾名噪一时。“听说爷爷年轻时在兰溪还当过类似现在的建筑行业协会会长之类的官。”贾东初说，“曾有一年，他共参与造了三处十八间房。”
贾好笑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姐姐、两个弟弟。贾好笑出生时，他父亲已经36岁。不知是否与自己中年喜得贵子有关，贾好笑的父亲给长子取了个“有福”。由于父亲有一门好手艺，贾好笑的童年生活较之同龄人还是不错的。然而，1944年这一切骤然发生了变化。那一年，贾好笑的父亲因病去世，享年49岁。父亲去世时，贾好笑年仅13岁。当时，贾好笑家面临的情况是，大姐出嫁不久，母亲尚要养育两女三子。更为严峻的是，由于贾好笑的父亲生前乐于捐赠，去世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家业。在这种状况下，13岁的贾好笑在上了三年学之后辍学，开始卖烧饼贴补家用。贾好笑的次子贾东红说，小时候曾听父亲说起，爷爷去世后，家境变得极为困顿，最窘迫时一年曾垒过六次灶（六次变迁），最后租住于一祠堂内。 与小锣书结缘
贾好笑是怎样和小锣书结缘的？坊间版本很多。贾东初的说法是，父亲的爷爷去世后，父亲先是卖煤饼，后来在佛堂一家私营企业打工，之后随佛堂当地人一起出门卖电池粉。电池粉在当时是一种相当走俏的商品，后来由于货源紧缺，父亲拿不到货，只好返回家中无所事事。贾东初说，那一年可能正是1952年，也就是父亲认识师父罗笑锋的时候。父亲与罗笑锋是怎么相识的？贾东初说父亲在世时也没有提起。不过，贾东初说他曾听人说起，1952年，罗笑锋曾在佛堂物资交流会期间来演出过，这可能正是父亲与罗笑锋相识的时候。
贾东初说，父亲跟罗笑锋学艺，大概有三年时间。在学艺后期，大多由父亲等人在台上演出，而罗笑锋则在台下指点。当时，演出的地点大多在新昌、嵊县（今嵊州市）一带。
对于父亲的师父罗笑锋，贾东初说他年幼时曾见过两次面，但由于时隔已久，已记不太清楚；只记得罗笑锋是跷脚的，此外他还有高中文化程度。 26岁时娶妻
学艺三年后，贾好笑出师。与其父亲一样，贾好笑早年大多以兰溪为根据地，说唱卖艺兼营梨膏糖。凭其语言幽默诙谐，举手投足都是戏，贾好笑很快在兰溪站稳了脚跟。也就是在兰溪时，贾好笑与其妻子严玉羚相识并成婚。
今年（2001年）70岁的严玉羚身板硬朗，能说一口流利的义乌佛堂话。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严玉羚向记者及其儿女回忆了当初与贾好笑相识相恋的过程。
严玉羚是兰溪墩头镇人，1956年，她刚好20岁。那年的农历九月中旬，墩头镇附近有多个村子先后要举行交流会，贾好笑来到了墩头，并在镇上的一家歇夜店（乡镇的小旅馆）落脚。白天，贾好笑出门卖艺，晚上则回来。这家歇夜店距严玉羚家只有十来米路，老板娘与严玉羚也熟识。
一天，严玉羚路过这家歇夜店时，老板娘拉住了她，并向她推荐起贾好笑。老板娘说，贾好笑苦出身，又节俭，是个不错的小伙。后来，经过几天的交往，严玉羚发现贾好笑确实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当严玉羚与父母说起这事时，首先遭到了母亲的反对，主要的理由是当时的贾好笑虽然只有26岁，但长相显老。不过，在贾好笑与严玉羚的努力下，严玉羚的母亲最终还是答应了这门亲事。 偷偷摸摸说唱
与严玉羚结婚后，贾好笑先后有了贾东初、贾东红和贾艳娥两子一女。那段时间，靠自己游走江湖，贾好笑一家的生活过得还算美满。那时贾好笑的小锣书技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还曾在慰问部队演出中受到奖励。
然而，这美满的生活又因随后而至的文革戛然而止。因为，在文革期间，禁止说唱卖艺，如被发现，会被视为投机倒把。按照当时的形势，贾好笑只能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养家糊口。然而，贾好笑虽然游走江湖卖艺是把好手，但干起农活来却不怎么拿手。贾东红说，他17岁时，已经可以拿到10分的工分，而他父亲则只能抵8分。
虽然当时规定不能出门去唱小锣书，但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长久不演手痒痒，贾好笑在文革期间暗地里还是偷偷摸摸出去说唱。有一年东阳黄田畈物资交流时，贾东初曾跟随前往。贾东初回忆说，别看父亲白天无精打采，但一到晚上演出，热情高涨。开场时，父亲先说一会小锣书把听众招来。内容既有滑稽笑料，也有即兴随编。唱罢小锣书就开始说书，说到紧要关头，他就打开箱子卖糖，卖完糖再说一会书，再到关键时又刹住卖糖，气氛相当融洽。
贾东初说，那时父亲在选择出门的时间上，一般是在农闲时，大多在东阳、永康、金华等地。出门几天，往往能带回几元的利润。几元钱在现在（2001年）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猪肉的价格也仅每斤0.6元左右。贾东初说，文革十年，父亲偷偷摸摸说唱，虽然在义乌的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在义乌周边县市，却是大名远扬。现在（2001年）在许多县市，人们一说起“佛堂麻痢”，都会说“知道，他是义乌人”。 迎来演艺高峰
纵观贾好笑的一生，在改革开放前，贾好笑只能说是一个游走江湖的艺人，他的小锣书，也只能说是其养家糊口的一门技艺。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贾好笑也迎来了作为民间艺术家的春天。
1984年，义乌市文化部门出台了81号文件，开始对民间艺人重视起来。也就在那一年，义乌曲艺团摒弃了以前的“卖货不成艺，卖艺不卖货”的陈规，吸纳贾好笑为曲艺团成员。在这种背景下，已是54岁的贾好笑也迎来了其小锣书演艺的最高峰。
义乌市文化馆馆长楼亚群说，那时候文化部门经常把曲艺人组织起来，到各乡镇巡回演出，宣传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等。贾好笑作为一名小锣书艺人，也参与其间。这一形式，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也是给贾好笑等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舞台，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小锣书，认识了贾好笑。
在那段时间，贾好笑的建树颇丰，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显时代烙印的曲目《苦头变甜头》、《领证》、《路，车，人》、《风流记》等。1988年在金华地区汇演中，他创作并演出的《接婆婆》获二等奖，1990年参赛的《好事多磨》获一等奖。贾好笑也渐渐成为一位在义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艺术家。1998年12月，贾好笑被浙江省文化厅授予“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后来，贾好笑年事渐高，然而，他对艺术的热情不减。义乌市曲艺团团长叶英盛说，就在三年前（1998年），贾好笑还每年随团巡回演出200多场次。叶英盛说，贾好笑这一点很好，每当要他去演，他叫之即来；而且上台演出时，从不挑黄金时段，不论是让他闹头台，或者是压轴演出，他从不计较。
楼亚群与贾好笑合作演出长达20年，说起贾好笑，他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年，他们一起去佛堂的鲁雅演出。当贾好笑演到兴头上时，假牙不小心脱口而出。这当口，贾好笑一转身，捡起假牙，吹了一口，又迅速装上，继续演出。楼亚群说，贾好笑的这种艺德是很值得演艺人学习的。正是出于对贾好笑的尊敬，在贾好笑去世后，楼亚群挥毫写了副挽联———小锣书说学唱演贾好笑，大人生启承转合真有福。
说起贾好笑晚年对艺术的追求，他的两子一女也有许多故事。贾东初说，改革开放后，他们三兄妹也都各自有了不错的收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都不愿让他出去卖梨膏糖，然而，父亲却不从，说是他热爱这门艺术。为此，贾东初、贾东红兄弟俩常开着车子接送外出演出的父亲。就在今年（2001年）正月初一，贾好笑又提出要到江东青口演出，说是群众要想念他的。儿子拗不过，只得让他带上煤气灯、装有梨膏糖的货架及道具，由孙子陪同前往。
贾好笑是今年（2001年）4月底查出患有肺癌的，但是，即使这样，他在杭州住院化疗时，还不忘小锣书艺术。贾东初说，5月12日是护士节，父亲叫病友买了面锣，在医院里给护士们进行了一场演出。 留下无尽哀思
2006年10月19日下午2时，“佛堂麻痢”贾好笑过世，享年76岁。贾好笑走了，给牵挂他的人们留下了无尽哀思与遗憾。在他离世三天后，义乌“稠州论坛”上发出了“贾好笑谢幕，‘佛堂麻痢’远行……”的帖子。而与此同时，一个如何来保护传承民间艺术的问题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思考。
义乌市文化馆馆长楼亚群告诉记者，贾好笑离世后，他一直在考虑，民间表演艺术，时下社会上很少有人作为职业去从事。对于文化部门来说，如何将有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传承下来，是一件亟须去做的事。
楼亚群认为，民间表演艺术不同于文学作品。民间表演艺术如果仅靠文字记载是非常平淡的，毫无新奇之处。文字记载中的一句话，在民间表演艺术中，可能有很多的表演，也就是说母体会显现出很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均要靠演员的基本功来展现，不是从文字记载中可以领悟到的。基于这么一种认识，楼亚群认为，像贾好笑的小锣书艺术，只能靠师承的形式传承下来，才算得上是一种活的形态；否则，只能是博物馆艺术。
而遗憾的是，包括贾好笑自己生前，抑或是他现在的家人，均对外称“先生没有传人”！ 好笑·好人·好走
林丰：从此另外一个世界，有了笑声！献上一段上世纪70年代他自己编的笑话：“人丑到处受气，就我这个麻痢，连火车也嫌弃。有一次到杭州，到义亭坐火车，刚上火车，火车就一个长长的嘘声‘西……’然后‘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越骂越快，一直骂到杭州，下火车时又是一个嘘声‘西’……”
乐晕：我相信广大义乌百姓都会铭记他的。
生在义乌：真正的属于人民自己的艺术家走了！
66号老哥：向老人家致哀，但愿在天堂里继续他的梨膏糖和笑声!!!记得20多年前，一次在赵宅演出，先生还是借宿我家和我哥哥睡的呢!弹指一挥间，先生已乘鹤西去!!!一路走好!!
七剑：沉痛追忆!这是义乌文化界的一大损失!虽然没有人愿意学他的小锣书，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在追忆他!
KGN21：一个义乌的农民艺术家没了！！
同桌的我：十分怀念“佛堂麻痢”的梨膏糖、天琴恭，还有“麻痢戏”，那是童年的欢乐！老人家，一路走好！
wewe：突闻此噩耗，不胜悲哀。还记得几年前请贾老先生来演出节目，记忆犹新。记得那次贾先生在家，爸爸让我去佛堂接贾先生来，当时贾先生连声感谢。演出驾轻就熟，风趣幽默。结束后支付酬劳时，贾先生执意不要现金，于是父亲买了几条中华香烟，但先生也婉言谢绝。先生一生清贫正气，后恐无来者。深切缅怀!
qqww1972：人是走了，笑声却留下了……好走!
义乌阿兵：我们羡慕天堂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笑声了！走好！
讨要说法：远去的是梨膏糖的韵味，抹不去的是你那乐观不屈的身影。叫你一声“麻痢”，已逝的门堂上空依稀能见那盏明亮的灯，和你敲出小锣的清脆。
机关黑人：还记得那清脆悦耳的小锣声吗？还记得那平易近人的佛堂音吗？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义乌人都应该知道吧！贾老这么早就走了，可他的艺术，他的精神，他的声音，与世长存！
伟伟的猫猫：是你， 让我的童年充满欢笑；是你，让我的语言充满灵感。你的小锣书，为古镇留下馨香；你的梨膏糖，给我们带来回忆。还记得吗？小时候听你的小锣书，站在第一排，因为笑声喧哗被你轻轻敲打……你不要走！你不能走！小锣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伴随我们生活的左右！
小热昏现在以什么方式流传？
俗称“卖梨膏糖”，始于清光绪年间，原为一种以唱新闻、宣传商品广告的说唱，以卖梨膏糖代票。后有杜宝林根据其唱调，说唱各种笑话和时事新闻，内容多讽喻当时社会黑暗现象，为避免遭迫害和麻烦，取艺名为“小热昏”。后即以“小热昏”为曲种名。小热昏，多在露天演唱，形式简单，一副三角架，一张长凳，代表舞台，一人或二人一搭一挡说唱，以小锣或三巧板伴奏。一般先敲小锣，招徕观众，接着讲笑话，说新闻，最后唱长篇。常用曲调，有“锣先锋”、“三巧赋”、“东乡调”以及“五更”、“四季”、“十叹”等流行小调。
“小热昏”从何而来，可能跟大部分民间艺术形式一样，来自民间的娱乐方式。从前农闲时最大的娱乐活动，可能就是搭个草台班子，民间艺人们纷纷粉墨登场。中国古时就是农村社会，要论名角儿，那可都在城里。要请到名角，那是比登天还难，何况全国能有几个角儿。请他们来是费钱费工夫，中国农民是最会精打细算的，这样当然不划算。反正大家能聚在一起乐乐就行了，没有城里人那么多穷讲究。这种环境里培养出来的民间艺人，必然什么戏都能唱两句，什么乐器都能吹拉弹奏一番。
到了清末，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加快。民间艺人们辗转到了城市里讨生活。想要靠卖艺为生更不易，做小生意成了更好的选择。卖“朝报”大概成了不错的选择。“朝报”，顾名思义，就是早上卖的报纸，多为地方小报，内容自然就是哪里发生命案了，哪里发生怪事了，哪里有了出格的社会新闻了。为了吸引读者，招徕过往的行人买报。
这种方式想来必定很不错，很快就被人们所接受。再后来，大概是卖报的人想要增加收入又卖起了梨膏糖，或者是卖糖的人想学这样的促销方式。渐渐卖梨膏糖的也这样一边说唱新闻一边卖糖。杭州那时流行一句俗语：“大生意开当，小生意卖糖”。卖糖艺人大体做得比卖报的好，渐渐后来人记得了梨膏糖，而忘记朝报。
乱世“热昏”实清醒
现在公认的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杭州小热昏的开山鼻祖是著名艺人杜宝林。杜宝林早学艺的师傅陈长生的艺名为“马得利”（一说“小得利”），取马上得利之意思。陈长生表演时谈天说地，插科打诨。由于江湖艺人自身的局限性，内容中不乏低级趣味的东西，曾受到一些自命清高的同行的鄙视，被称为“瞎热昏”。“热昏”此词上海话也有。原本为苏州方言，为贬义词，意即人因头脑发烧而言行失控，以至于胡言乱语、胡作非为。杜宝林拜陈长生为师后，接过了师傅“瞎热昏”这一诨号的“衣钵”，自取艺名为“小热昏”。既表明了师承何处，更表明了另一层自我保护的涵义。
朝报上每天的内容，被就杜宝林编成唱句是杜宝林演出的内容。有不同的新闻就有晚上不同内容的演出，不看报，或者不识字的观众，就是从杜宝林的演出中获得当天的新闻的，每天的朝报新闻，就是杜宝林创作曲目的源泉。
杜宝林的得意门生丁友生更是青出于蓝。不仅把朝报上的内容编出来。而且还走入民间，自己采访街头小巷的当天新闻。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即丁友生当完演出的新闻，就是第二天朝报上的内容。如社会上屡禁不止的赌博行为，丁友生编出了《劝赌》、《圈嫖》段子，听了丁友生的小热昏，本来爱赌的不赌了，爱嫖的不嫖了。邻里之间，公婆之间，婆媳之间等有不和睦的，他都编成段子进行演出，教育了不少人。杭城当时就有这样一群人，喜欢听丁友生说新闻，丁友生走到哪里，他们也就跟到哪里。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的时候，天灾人祸加上黑暗社会现实必然产生许多敏感的世情故事。作为艺人，经常要借题发挥，趁机抨击、挖苦一下当局时政。杜宝林为人又异常耿直，口无遮拦，在那个“莫谈国事”的年代，难免得罪当局，惹来麻烦。为了避免有人找麻烦。他只有用“热昏”搪塞，意思自己是昏了头了胡言乱语不能当真。而且“热昏”一词既谐趣，又上口。小热昏”也逐渐从杜宝林一个人的艺名，成了“说唱卖糖”的代名词。“小热昏”这个原本自嘲的名字带着那份乱世特有的清醒和正义感随着历史沧桑一直流传至今。
小热昏的行头和看家噱头
小热昏艺人在街头巷尾作场时，先在架子（用竹或木头做成，可以拆卸，艺人行话叫“桥梁”）上摆放梨膏糖的木箱（行话叫“卖包”），，箱子上放一面小锣和小锣片，以及三块毛竹板（或木板），因其小巧，故名“三巧板”。另有一把扇子、一块醒木和莲花板、小鼓等。箱旁放一条长凳，两个人表演时加放一条长凳，长凳就是表演区。如果夜里演出，就挂起两盏灯。艺人一般身穿长衫，头上戴一顶折帽，俗称“丘帽”。表演的人站在长凳上，小锣一打，可以招徕观众，醒木一敲，可以安定观众情绪，扇子一扇，可以插科打诨。当听到竹板敲、小锣鼓响的时，观众就会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因为大家知道小锣一敲就是开场了。
为了吸引和安定听众情绪，艺人开头先讲些零星的笑话，俗称“小卖口”。内容是大家熟悉又感兴趣的事情。
讲完小笑话后，先唱“锣先锋”。它以唱为主，间有说白，因每段开唱前，都要以小锣打先锋，敲打一段有节奏变化的小锣鼓，作为唱前的“过门”，因为艺人就把它叫做“锣先锋”。唱完了“锣先锋“，听众已经被完全吸引了。因此，锣先锋艺人俗称”吊棚“，吊，就是吸引观众的意思，接着再讲一段有趣的笑话，艺人根据听众情绪的变化，即兴发挥，俗称“卖口”。“卖口”就是讲笑话，为什么不叫“卖笑”呢？因为人们习惯把娼妓、青楼女子过的日子称之为“卖笑”生活，此“笑”不同于彼“笑”，是有本质区别的。
接下来便是正式说唱部分，一般都是艺人各自最拿手的段子。形式上有一人的，也有两人的。但两人的说唱，要一个主唱，另一个“托”唱。
小热昏卖口
一人演出的称为“单卖口”，两人的叫“双卖口”或“双档卖口”。卖口很重视开场的引拨、铺垫，类似传统评话中的“入话”和滩簧曲艺中的“滩头”。也可以先说个小笑话，然后引入同一主题内容的正题。如杜宝林在说《黑暗冤魂》前，先讲《子路买馄饨》小笑话，大意是，孔子叫子路去买馄饨走回来时，正巧一片树叶落在在碗内。因为子路腾不出手，就用嘴巴把树叶咬出来。不料被孔子看到了，就说子路偷吃馄饨。然后话锋一转，说：“圣人尚且不察事情的真相，那世界上的冤情肯定很多了。再转入正题故事，就水到渠成了。”其实是个被说烂的故事，但是把那干巴巴的米饭换成了上海人喜闻乐见的柴片馄饨，就足以让人忍俊不禁了。
卖口这一形式，1972年被江笑笑、鲍乐乐带到上海演出后，为滑稽艺人广泛吸收。后来还衍生出许多新名称：老卖口，新卖口，活络买口，零碎卖口，搭卖口等。成了现今滑稽界的“术语”。这也是为什么是杭州小热昏和上海滑稽的交接口。
药糖的菜品特色
药糖又称“砂板糖”、“茶膏糖”、“茶糖”、“萝卜糖”、“梨膏糖”或“凉糖”等，有多个品种，是京津地区的传统食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原为宫廷中的药膳食品，后来流传到民间，由于它对经常发生的杂症或不适有着显著的食疗作用，所以在近代天津人们俗称它为“药糖”。药糖根据需要可加入中药或保健植物成分，合食疗养生、糖果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古老华夏食疗文化的珍品。 旧时，卖药糖人胸前挎一阶梯式玻璃盒子，约50厘米宽，上下3层，每层四五个小格。盒顶端有干电池，中间有一小灯，两侧有绒制的龙形，名曰“二龙戏珠”。卖药糖人将各味药糖分格放于其中，手持镊子，走街串巷高声吆喝。所谓“药糖”就是把砂糖熬到一定火候，加进了各种中药材，如砂仁、豆蔻、玫瑰、红花、鲜姜、薄荷等；糖熬好拉成条，再切成小块。店前常常围着许多人。1930年左右，串街走巷卖药糖的逐渐多起来，肩上斜垮着一个大口玻璃瓶，用一只大竹夹夹糖，不用手取，这就卫生多了。做这种生意的，一般都是中青年，很少有上年纪的，边走边吆喝，声音象肤板，合辙押韵，吆喝起来一套一套很动听。
著名艺人
当年南市上权仙一带有远近闻名的李一香、王宝山、连化清、李傻子等卖药糖人。 王宝山 王宝山还标有“双笑牌”商标，以说为主，兼讲些时事笑话，有不少食客围之。
1913年即民国二年，南市的新化池澡堂附近，有一个中年人叫王宝山，摆摊卖自制汽水。王宝山到了晚年，推着一辆小车，步履蹒跚地在南市一带串街叫卖。那时已经是老态龙钟了。他卖药糖还得打扮一番：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破旧西装；内衣已泛黄黑色，套一双不合脚的破皮鞋，还戴上一副旧金丝眼镜，缺一支镜腿，用绳拴好套在耳朵上。吆喝的声音打着嘟噜，含混不清，有时还摇几下铜铃铛。不管倒哪里都是一副装疯卖傻的滑稽像，从来没看他笑过。不管到哪里，都围上一圈人，小车后还跟着一群小孩。可是他每天收车后就变样了，见人打招呼，说话和平常人一样，也到小酒馆和朋友喝两杯，划拳行令，有说有笑。这可能是当时社会谋生的一种宣传方法吧。
他还有另一种卖糖的方式，卖糖前先表演车技：在空地上打个场子，围满一圈人时，他再骑着自行车表演，什么“张飞蹁马”、“童子拜观音”、“金鸡独立”、“八步赶韂”等，常使观众爆发出阵阵的喝彩声。表演完了，他一面用毛巾擦汗，一面卖糖。卖完糖，他又骑上车向另外的里巷去了。他到70岁左右还可以在车上立大顶，动作依然干净利落，穿着一身漂白裤褂，黑色绑腿带，非常整洁。 连化清 连化清，住在西北城角城隍庙卫安公所旁边。他也是串街叫卖。连化清卖药糖前先说《三国》或《聊斋》，至热闹关键处突然停讲，开始卖药糖，大家急着听，便纷纷买药糖，药糖卖完了再讲。另外，连化清还以杂技、车技表演等招徕顾客。 天津老公所和艺人李傻子 1928年，南市三不管形成，天津民间慈善医疗服务机构天津老公所在药糖的技法基础上，研制了茶膏糖。
1929年，天津老公所关闭。老公所药糖的技法由张德喜、戏法艺人快手刘和武艺人李傻子（原名李宝禄，北京天桥民间艺人，自1928年在天津南市卖武艺）继承。其中，李傻子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南市一带形成了较高的影响力，1964年一开春儿，三不管就取缔了，李傻子也离开了那里，居无定所的到处卖艺。1964年收关门弟子龚益德。在其徒弟龚益德的努力下，药糖文化沿袭至今。
1935年前后，在南市“三不管”市场内，有一个中年妇女摆摊卖药糖。摊后面就是她的住房，门口设一口糖锅，一条长条凳，桌上摆着中草药。他一边熬糖配料，一边用流利的天津话讲解每一味药的功能，吹嘘她的药糖的妙用，信口开河，漫天胡诌。甚至连黎元洪都爱吃她的药糖，每月派人来买，一买就是几十块钱的。 围观的人都被她吸引住了。他手、口不停，可是从来不撩眼瞧人。
还有一种推着小车的，车上铁笼内装着两个小松鼠，车一停，儿童们就围过来，小松鼠能随卖糖人的指挥做各种动作，非常有趣。卖的是“茶膏糖“，做成葫芦形，分黑白两色，白的贵一些，味道也好一些。
近代卖药糖吆喝
新凤霞的《苦涩童年》中的傻二哥是卖药糖的，他的吆喝也就很讲究：“卖药糖啊!……橘子、香蕉、痧药、仁丹、萝卜、青果、鸭梨败火。吃块糖消愁解闷儿，一块就有味儿。吃块药糖心里顺，含着药糖你不困。吃块药糖精神爽，胜似去吃‘便宜坊’。吃块药糖你快乐，比吃包子还解饿……”
天津药糖在贩售的过程中，有的卖药糖的用大秧歌的调子填上词吆喝，形成了特有的歌唱式吆喝风格，吆喝讲究气口，犹如唱曲，似儿歌一样动听。根据记载有两个版本： “买的买来捎的捎，卖药糖的又来了，吃嘛味有嘛味，菠萝香蕉，橘子蜜柑。” “买的买，稍的稍，卖药糖的又来了……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儿呀，打饱嗝，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这是传统相声《叫卖图》的相关记载。 近代，砂板糖在京津地区广为流行，常见于老北京的天桥及护国寺、白塔寺、隆福寺、土地庙的庙会和天津南市三不管。
旧时北京卖药糖的，当时有一个很有“名气”、外号儿叫“大兵黄”的，出生在南城的天桥儿附近。据史料记载，“大兵黄”本姓黄，因为清末在张勋部队里当过兵，所以有了这么个外号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天桥戏院边儿上卖药糖。他大高个儿，留着辫子，戴着缎子瓜皮小帽，黄缎马褂，白袜履鞋，背着个大口袋里边装着药糖。“大兵黄”不练把式也不吆喝，而是整天站在那里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卖药糖，今天骂韩复榘、明天骂张宗昌、后天又骂段祺瑞。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百姓们恨透了这些军阀，所以有很多人天天围着他听，以解心头之怨。“大兵黄”也因为骂街骂出了名儿，成为“天桥八怪”之一。
自1955年至2001年，在北京几乎不曾面世，仅在天津南市等地区有售药糖。 龚益德，1951年3月23日出生，天津市人，家中排行老四，艺名“龚老四”，天津药糖传人，师承北京天桥艺人李傻子（原名李宝禄）。
龚益德在八岁时，龚益德父亲李学儒在南市黄河戏院旁经营化妆品店。由于龚益德长年痴迷于临街李傻子武艺，在邻居王学义和戏法艺人快手刘的推荐下，于1964年夏拜师李傻子，成为关门弟子。文革期间，师傅李傻子被下放到东堤头，龚益德上山下乡到甘肃建设兵团。文革后龚益德回到天津，与年逾70的师傅李傻子重逢，继承药糖技艺，并且师徒携手经营药糖生意。李傻子在龚益德陪伴照料下，于1988年过世。
滑稽行当演变独角戏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
据史书《国语·郑语》中记载，早在公元前774年，周幽王的大臣优其实就是最早的滑稽大臣角色。
优是国王贵族的弄臣，专门以讽刺调笑为职，这种职业古时称为“俳优”。国王做错了事，不能直接批评，就由俳优以调笑和讽谏达到目的。在先秦时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俳优即便说错了话也不算犯罪。
后来，俳优从对帝王进行讽谏，变成帝王用来讽刺臣下的手段。在十六国时代，后赵皇帝石勒因一个担任参军的官员贪污官绢，就令一个优人穿上官服扮成参军，让别的优伶从旁戏弄他。从此，俳优的表演就被称为“参军戏”。
到晚唐时期，参军戏发展成为多人演出，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除男角色外，还有女角色出场。到了唐末五代，又改称“杂剧”。
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5个角色名目的戏剧，不过，虽然这些戏剧的根本内容仍是属于滑稽调笑的性质，但嘲笑对象却从最初的宫廷人物变成了市井人物。
从宫廷到民间，从讽喻到娱乐，滑稽戏完成了它的质的蜕变。然而，真正作为一个剧种的滑稽戏则是脱胎于20世纪初在上海兴起的文明戏中的滑稽行当。
在我国早期的戏剧中，其丑角行当其实就是担任文明戏中滑稽行当的角色，只不过滑稽戏这个剧种是由早期的文明戏演员创立的。于是，后人们便认为，滑稽戏是孕育于文明戏之中的一个剧种。
早期的文明戏，每天在正戏之前，必有一出滑稽小戏演出，由文明戏的滑稽行当主演。这种滑稽小戏，大多妙趣横生，很受观众欢迎。
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城市走向商业化的背景下，滑稽戏几乎是与20世纪初年的新剧文明戏同时开演的一种小戏，它其实就是文明戏中的滑稽角色。
文明戏的演员分5个行当，也称为“四庭柱，一正梁”，其中，滑稽行当就属于四庭柱之一。滑稽行当近乎丑角，但在文明戏中的地位，这个行当又比丑角更重要，作用更大。后来的滑稽戏中的滑稽两字，也来源于此。在文明戏向滑稽戏的演化过程中，主要是滑稽行当起的作用。
开始时，滑稽行当除演戏外，还有几方面的任务。一是在正戏演出前，演出小戏或说唱，作为幕前戏。因为观众进场有先后，有的不准时进场，既要等迟到观众，又要不使先到观众感到厌烦，所以幕前加演小戏或说唱。
小戏有独幕剧，也有二三幕的短剧，人称三角台小戏、趣剧或滑稽小戏。这些小戏，演员以角色出现在台上，只演滑稽说唱，不算正戏。
滑稽行当的另一项任务是穿插在戏中演出，插科打诨。如在老生的长篇大论后，在悲旦的凄怨诉说后，滑稽演员上台，以引来观众笑声为目的，调节气氛。
还有一种情况，滑稽行当也演出于正戏之后。如果正戏是悲剧，正戏结束后，文明戏的演员们还需要再演一段滑稽小戏，让观众尽笑而归。
由此可见，文明戏中的滑稽行当并非是文明戏本身所必不可少的，文明戏著名演员秦哈哈在口述《艺海沧桑话当年》一文中，这样来描述滑稽演员调节剧场气氛时所用的表演方法：
文明戏当时很时髦，戏里表现得循规蹈矩。譬如说佣人和老爷说话，应该是哈腰曲背，眼睛看地上，说完话后退步下场。
滑稽演员恰恰相反，对老爷嬉皮笑脸，没规没矩，如禀报有客人来，必先说有个客人来了，然后说是一个男人来了，非到第三次才说出客人姓名。这样就可引起台下笑声。还有人在辫子里加根铜丝，走起路来一跳一跳，当然噱头透了。
文明戏中的滑稽表演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这样，渐渐就有作家专门为滑稽演员们写小戏，称之为“趣剧”，以便让他们尽情发挥。趣剧放在文明戏的前面演出，所以又称为“等客戏”。
从以上看来，文明戏中的滑稽表演本身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它并非文明戏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和文明戏的本体艺术没有根本的内在联系，这是后来独角戏曲艺最终出现的根本原因。
早在清代末年，浙江杭州有位卖梨膏糖的街头演员杜宝林，他在卖糖之前，总要说唱一段当天的时事新闻或轶闻趣事，他的演唱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很受群众欢迎。
杜宝林把这种演唱形式，称为“说潮报”。为了吸引听众，他在演唱时还穿插一些小笑话和滑稽故事，讽刺当时的富商大贾和达官贵人，为了防止有人找他麻烦，他自称自己的说唱为曲艺“小热昏”，寓讽刺于嬉笑怒骂之中。
他在装梨膏糖的木箱上用大大的字写着“醒世谈笑”4个字，这说明杜宝林是一位很有头脑的街头演员。
著名文明戏滑稽行当前辈江笑笑，就是杜宝林的忠实观众之一。他后来采用杜宝林的段子，予以丰富，在杭州、上海等地登台演出，也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好评。他的特长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因擅长反映社会现象，被称为“说派滑稽”、“社会滑稽”或“文明滑稽”。
之后，文明戏演员王无能也受到小热昏曲艺的影响，并经常把卖梨膏糖中的滑稽段子用在文明戏的演出中。
过去，在杭州还有一种隔壁戏，是由一个演员躲在布幔子里，表演各种口技。演员一个人在布幔子里做出夫妻吵架声、小孩啼哭声、邻居相劝声，甚至还有鸡鸣狗叫声和失火、救火声等。有时还有情有节，构成一个完整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中有好几个角色，但都由一个演员来演唱。
1920年前后，有一次，王无能应邀去演堂会，单独一人进行滑稽表演。他采用了隔壁戏的表演方法，只不过去掉了布幔，又兼用了小热昏的滑稽段子，从而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此后，王无能经常作类似的演出。因为此戏是一个人表演几个人的角色，所以王无能为它取名为“独角戏”。
1927年，王无能离开文明戏剧团，正式挂牌演唱独角戏，从此，独角戏就作为一个曲种形式屹立于戏剧艺坛。
王无能擅长各地方言、各种市井声音及戏曲唱腔和民间小调，曾自编自演了《各地堂倌》、《宁波空城计》、《哭妙根笃爷》等曲目。
他的演唱颇受各地欢迎，很多人看了他的表演后，都邀请他前去演唱，他一个人常常应接不暇。后来，他邀请表演古彩戏法的钱无量做下手，两人搭档表演，仍旧称为“独角戏”。其后，在上海走红的文明戏滑稽行当演员江笑笑、王春山与王无能齐名，号称“滑稽三大家”，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演唱和表演特色相继出现于上海的曲艺舞台，从而宣告了一个新的曲艺形式独角戏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