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一：色难（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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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一：色难（节选）

——一个儿子的札记

六

突然想起1999年的那个冬天，在青岛，山大医院，那个深冬，爸爸刚刚做完手术。一个医生递给我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让我送到化验室。我不敢细看，只用余光扫了一眼。里面是淡淡的血水，血水里浸泡的应该是爸爸的一部分胃，一个胆、十二指肠和一个胰脏。我用左手拎着它，下意识地往身后伸。一如迷宫的医院，长廊幽暗，我走得急，记不住任何一张脸。

多少年了，闭上眼，那个透明见红的塑料袋就在眼前，好象沉甸甸地还拎在手里，还有自己那惊恐的一瞥。

那一天，爸爸一个人在监护室里昏睡，我拿着他的一部分器官，慌乱地由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

十五

过春节，一个从前的同事到我家，带着几样礼品，因为我曾经帮他孩子入学，他一直记得。

谈起单位的事，他说：“某个年轻人不明白，在我面前说你过去如何如何。我告诉他，鹏程这人够可怜了，一年之内父母都不在了，还有人联手挤兑他。”

他说得很刻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刻意说这个。我当时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没有父母的人，在别人眼中就是可怜。

十六

儿子放假，和妻子到菜市场买菜，走到海鲜市，我说：“买条鲤鱼吧，给儿子做个糖醋鲤鱼。”

多年前，糖醋鲤鱼是我的最爱，因为那时很少吃糖，特别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每次回家，妈妈总要给我做，甚至病得直不起腰了，还要大口大口喘着坚持上灶。

后来生活慢慢好了，大鱼大肉吃得多了，对那东西就没大有兴趣了。有一次，妈妈又做了一条，我说：“妈，我吃够了。”

我不记得妈妈当时的眼神，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已经病入膏肓，能挣扎着给我做鱼已是用尽了全部的力量。我说的话真是非人之语，妈妈肯定非常伤心，因为那可能是她唯一能为儿子做的事了。

晚上给儿子做了糖醋鲤鱼，儿子吃了一口说：“不错。”又说：“中午吃多了，不想吃了。”再吃一口，放下筷子，“我觉得吧，多煮一会儿会更好。”

二十

家里有一千块钱的大团结，全是崭新的票子，这是母亲留下的。

母亲脑子活络，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十岁左右吧，开始做电褥子，很简易的那种，一块床单布，一根电热线，外面加一个插头就行了，差一点的五块钱一床，好一点的十块钱。那时村里做电褥子的还有文佑二爷爷家，好像还有文昌六爷爷家，应该都是我们家带动的。我至今还记得，几家人合印过一份红纸色的宣传单，落款是“代格庄电褥子厂”。

妈妈手快，飞针走线，一会儿就一床。小时候，我经常入神地看着妈妈做工，手指慢慢追着妈妈的针线，很调皮的样子。妈妈一边看着我一边笑，手下不停，连绵蜿蜒而去。

妈妈做电褥子的时间也就两三年，可能还短，因为我五年级下半年跟着爸爸到县城上学，不记得家里还做过这东西。那时，爸爸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妈妈一个月挣的比爸爸一年挣的还多。一千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爸爸妈妈身体不好，我和妹妹读书，家里用度多，到县城后，租房、买房，爸爸大病，妈妈一再住院，印象中，生活一直很拮据，特别是爸爸大病，一个多月，好像是四十五天，花费二十四万，我和妹妹四处奔波，借钱，借钱，借钱，和单位借，和亲戚朋友借，但是，很显然，爸爸妈妈没有动那笔钱。

妈妈去世后，我把这一千块钱留下了，有人提议我换成新版人民币，我坚持不换。

那一千元钱是妈妈一生中挣下的一笔“巨款”，这笔钱是妈妈用头脑和汗水挣来的，它是一个独特的象征，至少对我们家是这样；它是一个念想，看见它，我就想起妈妈飞针走线的模样，还有，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

那些点滴，像一团火，在寒冷的冬夜给我些许温暖；在我孤立无助的时候，支撑我不曾倒下。

——夜色正浓，妈妈，我又想起你，但我记不起你青春的模样，我在努力想啊，想啊，想啊，想得泪水夺眶，像一个十足的傻瓜。

二十二

十二岁以前，我在农村，和妈妈妹妹一起。爸爸在东村上班，单位叫海阳汽车修配厂，当技术员。每个周，爸爸都回来一趟，骑着自行车。

农忙的时候就上山干活，天刚亮就走，一般四五点钟就出发。到七八点钟，妈妈把饭准备好，装在元斗里，我拎着上地，给爸爸送饭。记忆中，这样的事并不多，印象深的只有一次，好像在篓子底那块地吧，我把饭送到地头，喊一声爸。爸爸过来坐下，我也坐下，父子俩，面对面，我轻轻掀开盖在元斗上的包袱皮，对爸爸说，吃吧。我不记得那天送的什么饭，肯定有一碗葱炒虾酱，还有几样，如果猜，应该是一个饼子和几个煮土豆。

不远处还有一个人，我忘了他是谁，也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只听见那人呵呵笑着说，冠胜，孩子懂事了。爸爸轻轻笑了一声，没说别的。不知为什么，我很害羞地低下了头。

一辈子喜欢表扬，一辈子不习惯于表扬，爸爸一个轻笑，算是我得到的最难忘的表扬。

二十四

有一天，惠平突然问我，你还能记得你妈妈年轻时的模样吗？

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仔细一回忆，还真记不得。

一时大悲，一天闷闷不乐。

二十六

记不太准了，好像是刚搬到建昌南街的新家。

有一天，妈妈来看我，同行的还有二娘、三娘。那时妈妈身体还好，一看见我就喘着笑，“儿子，我来给你温锅。”

不知从哪儿借了一辆小轿车，妯娌三人呼呼隆隆从车上卸下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用的、有吃的，有蔬菜，有海鲜，一趟一趟，好像永远卸不完似的，忙活了好半天，堆了一地，我那三间房的小家仿佛都要撑破了。

我看得烦，“妈你这是干什么啊？吃不了，没地儿放，都就坏了。”

妈妈不回话，大口喘着，笑着看我。

我火哧哧地说，“真是的，要浪费多少？”

妈妈讪讪地笑着对二位妯娌说：“我说吧，我这儿子，准会这么说，是不是？”

我忘了当时怎么吃的午饭。二十年后，我对惠平说：“想想自己对妈妈真的不好，也就是亲妈，换做别人，热脸贴冷屁股，早成仇了！”

惠平说不记得有这事，“也许是我在开发区上班，晚上回家的时候她们已经走了吧？”

二十九

爸爸手术前住在青岛一家区医院，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个人。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这么长时间和他独处。

我知道爸爸得了癌症，但他不知道。

也许是急于手术，他不愿出去。有空就在病房里走走，累了，就在床上坐着。我有时站着；有时也坐在床上，并排向前望；有时坐在方凳上，面对面。我担着心事，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题，便挖空心思给他讲笑话，却又讲不好。他总是笑眯眯的听着，好像在鼓励我：再讲一个试试。有一次，我终于讲了很搞笑的段子，他禁不住笑起来，越笑声音越响，笑到最后捂着肚子变了脸色：“快叫医生，胃疼得厉害！”

受此惊吓，我再也不敢讲笑话了，有一搭无一搭地聊，或长长地沉默，偶尔一抬头，他在出神地看着我，看我注意他，不好意地笑笑。

等待手术的时间，爸爸每天都要量体温，医生给了一个温度计，就放在爸爸病床傍边的小柜里。量完体温，甩一甩，让体温计恢复初始。某一次，我用力一甩，听得一声轻微爆裂声，体温计一端碎了。我好奇地举着破碎的体温计，对爸爸说：“什么破玩意，一甩就碎，我还没用力呢！”赶紧跑到护士室，看看四下无人，取回一支新的。

第二天，又碎了一支，我又跑到护士室偷拿一支。

第三天，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当我举着那没有脑袋的体温计给爸爸看的时候，爸爸突然莫名笑了起来，不响也不轻，是那种很舒服的笑，仿佛是碰上了世界上最可笑的事，只听得满病房的呵呵笑声，我也跟着笑，两个人一起笑，好似天地之间什么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在躺在温暖的阳光下，做着同一个可笑的白日梦。

一连七天，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每一次爸爸都会笑，每一次我也会跟着笑，每一次都会笑很长时间。

第八天的时候，护士挨个病房说：“以后温度计碎了要自己买。”

爸爸回道：“知道了。”悄悄对我说：“我觉得她们可能是发现体温计少了。”我郑重地嗯一声，偷偷地笑起来，他也笑，咧着嘴，有点夸张。

那是个冬天，我穿着一件灰夹克，夹克下摆处有一个金属按扣，只要一甩手，那下摆就飘起来，不小心体温计就碰着那按扣……

从那以后，每次甩体度计，我都用一只手按着衣服下摆；从那以后，再也没甩碎过体温计；从那以后，直到手术出院，爸爸再没笑过。

爸爸去世后，我常常想起此事。如果当初我不说破原因，如果我继续甩呢？三元钱一支的体温计，对几十万元的治疗费根本不算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后悔得捶胸顿足。

三十二

看韩剧《请回答1998》，女主说“什么时候家里有一千块蜂窝煤过冬就好了”，突然想起爸爸说过的话，“什么时候我一个月能挣500块钱就好了。”

大概是1986年吧，妈妈妹妹从代格庄搬到了东村，那时上我初二，妹妹也上学，妈妈长年有病，一家人在东村租了一个旧房栖身。爸爸一个人挣，一家四口花，一分一厘计算着用，吃得也简单，难得有点荤腥。

那时爸爸刚刚调到交通监理站（交警大队的前身），常有吃请。每次吃完了，爸爸总是打包一份饭菜带回家，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

爸爸常说，“只打了这一份，当着那么多人，不好意思多打包。可惜了那么多好饭好菜！”

有一次，我们娘儿仨正在吃晚饭。爸爸急匆匆从外面赶回来，一脸的兴奋，怀里掏出一个油纸袋，往饭桌上一放，“快快快，尝尝这个，中午人家请客，我偷偷和饭店要了两屉。”

妈妈问：“什么呀这是？”打开了，是一个个圆圆的小包子，扁扁的，半透明，带着细细密密的褶子。

我拿过一个，爸爸捂得热乎，咬一口，汁液流了一手，又香又鲜，两口下了肚，伸手又拿，一口一个。

妈妈说：“好吃。”

妹妹说：“真好吃爸。”

爸爸看着我们，笑意盈盈，很骄傲地说：“这个啊，叫小笼包。没吃过吧？”

我擦着嘴角的流油，来不及说话。

“什么时候我一个月能挣500块钱就好了，到那时，咱们家天天吃小笼包！”

妈妈说：“会有那一天的，冠胜！”

爸爸坐下，脸上带着无限的憧憬。

爸爸那时还年轻，方脸，白净，棱角分明，很有力量的感觉。一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还有淡红的牙龈。

三十四

那时我念三年级吧，初春，天黑得早，放学时，班主任宋术林老师突然叫住

我，“回家告诉你妈妈一声，轮到你们家给由老师备饭了，别太晚了。”

由老师是公社派来支教的公办老师，教数学，长得胖，喜笑。

派饭是大事，关乎颜面，家家不敢怠慢，条件好的，白面馒头、饺子、面条；条件差点的，黑面馒头、地瓜、饼子，但无论好坏，荤素炒菜至少也要准备两个，这是对老师的尊重。

小孩子不知道备饭是什么，听说给老师备饭，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对妈妈说，“宋师让我告诉你，晚上给由老师做饭吃。”

妈妈听了，呆了呆，“咋这么突然，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个时候上哪儿弄吃的！”想了半天，突然跑到院子里，在窗下的腌菜坛子里摸了半天，捞上来三个咸鸭蛋，“只有这个了。”生上灶火，挖了一勺平时少用的猪大油，勺子在锅底转了转，啪啪啪连磕几下，油块落进锅里，一时间，香气四溢。

我慢慢拉着风箱，火焰明明灭灭，落在脸上很暖和。

妈妈弯下身子，拿起一个鸭蛋，轻轻地在锅沿上一磕，耳听得砰的一声，那鸭蛋爆了，溅得四处都是，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咳了一声，“妈，蛋臭了。”

妈妈看我一眼，摸了一把脸，在围裙上擦擦手，又放在鼻下闻了闻，大叹一声，“真臭啊！”哈哈哈地笑出了声，很放肆，很惬意，火光照得她的脸一闪一闪地亮。

妈妈边笑边绰过铲子，极快地顺着锅边将臭鸭蛋归拢到锅底，“火小一点。”又拿起第二颗鸭蛋，身子尽力前倾，努力将鸭蛋靠近锅底，小心地一磕，锅底嗞啦一声。

我说：“这个也很臭啊。”

“这个好，没澎（溅）了！”妈妈语气中透着兴奋，顺手又拿起最后一个鸭蛋。

那也是一颗臭蛋。

整个屋子，整个院子，房前房后，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臭味。

三个臭鸭蛋只有浅浅的小半碗。

小半碗炒臭鸭蛋、一碗新蒸的蜢子虾酱、两块地瓜、一个苞米饼子，还有家里仅有的几棵发芽葱。我记得那天给由老师的饭只有这几样。

妈妈一样一样收拾在一个元斗里，蒙上一张包袱皮，递给我，“给由老师送去吧。”

我很犹豫——那鸭蛋的恶臭透过包袱皮，在空中滚滚荡漾，我极怀疑这东西能不能吃，更害怕被由老师骂。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洪运家老奶奶的声音，“华芝啊，是你家弄的这味吧？这臭劲！”

妈妈笑着回道：“四奶奶啊，给由老师做饭呢，家里只剩下几个鸭蛋，没成想还臭了！”

“四老奶奶，妈妈还让我送给由老师呢！”我争犟地说。

老奶奶呵呵地笑起来，“臭蛋不臭味，吃起来更香。”

妈妈将元斗塞到我手里，“你这孩子，快点送过去，由老师等急了都！”

天色已全黑，天上星星闪烁，大风穿过胡同，一刻不得闲。一路上我走得慌张，心跳得急，喘着粗气。

到了学校，来到由老师宿舍门前，我站了足足有五分钟，才怯怯地敲了两下门，屋里传来由老师的声音：“谁啊？”

“我！”我颤抖地回了一声，把元斗往地下一放，撒腿就跑，一口气咆进家，回身关上院门，插上门栓，冲进屋……

第二天上课，我一直很忐忑，惶惶地走神。上数学课，不敢抬头，怕看见由老师责备的眼神。

下了课，由老师喊一声，“鹏程，到我宿舍来一趟。”

我脑袋嗡的一下子，整个人都懵了，耷拉着头，一步一挪，极不情愿地走到由老师的宿舍，还没进门呐，低低地说，“由老师，我……”

我想说我错了，嗫嗫嚅嚅说不出口。

“这个，拿回去吧。”由老师递过元斗。

我犹犹豫豫地接过来，抬起头，由老师一脸的笑，“谢谢你妈！”又压低了声音，很神秘地问了一句：“那……臭鸭蛋，家里还有吗？”

三十六

我经常想起父母，想起从前的种种，那怕它们是如此地琐碎。

我经常在梦中梦见他们，梦见他们还是以前的模样，年轻，笑得温暖，活着比现实中好，至少没有人再经受病痛的折磨。

最终奇怪的一次，是我梦见自己在上课，一个像高中时的教室。上着上着，有人说领导来了。来的是国家领导人，身边跟着几个官员，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个居然是我爸爸。我们起来鼓掌，领导说，好好努力，将来做祖国的栋梁。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我怀疑爸爸没有看见我，就追出教室，却看见爸爸从车上下来，来到我面前，带着笑，面色慈详，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孩子，好孩子！”早上起来，他说的其它话都模糊了，只记得他说了两遍“好孩子”，我竟然忘了问他在什么部门做什么工作。但又一想，能跟着国家领导出行，肯定混得不错。

因为这个梦，我一直认为爸爸那另外那个世界活得很好，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爸爸身居高位，那妻以夫贵，妈妈现在也不错吧，身体健康，手头该不紧张了，生活富裕，出入平安吧。

三十七

早上洗漱，一抬头，镜子里看到一张脸，我失声叫了一声"爸"，才知道是我自己。一时呆立良久，泪流满面。老父亲去世已十六年了，我终于活成了他的模样……

三十九

记得爸爸给我买过一套书，也可能是杂志，叫《动脑筋爷爷的故事》，正方开本，彩色的，带拼音，是一种少儿科普读物。当时我还不识字，只是喜欢看花花绿绿的插图和文字。偶尔有人给我读，平时就一个人胡乱翻看，很专注，妈妈爸爸看我也很专注，带着笑意，有时他们还偷偷递个眼色，悄悄嘀咕几句，我知道他们在说我，但我假装不知道。我知道他们喜欢我读书，我就读得很认真，那专注的样子也许真的让大人喜欢。至少二十多年后，我对三两岁的儿子就是这么种感觉。

不知怎么就识字了，识不全，一句话只识几个字，但凭着想象，大体能明白什么意思。虽是明白意思，但我害羞，不好意说。妈妈问我看得懂吗，我点点头。问我识字吗，我说红着脸不说话。我怕说认识，妈妈会让我读，万一读不对呢！一个小孩子的心理也好复杂。

所以呢，我在上学以前就识很多字，但我从没和父母说过，我怕他们因为念错字笑话我。

有时我想到一个三四岁，也可能是五六岁的孩子，在小心翼翼地讨爸爸妈妈喜欢，却又小心翼翼地让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他们的小心思的小心思是多么地可爱的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