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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摩托车笑话(关于印度摩托车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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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这些战地照片,对印自卫反击战会被多少网友当成“神剧”?

从被解放军俘虏印军坦克说起

前两天,听人讲笑话一样说起印度宝莱坞拍了一部电影,主角相貌狰狞,和解放军作战枪也打不死,炮也炸不死,战场上还能来一段大篷车式的抒情舞蹈,当时不禁感慨这 “抗日神剧” 开始走向出口了,看来将来世界影视艺术史上必会提到其重大贡献。

真实的情况是……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据说印军的战斗力曾经让总参的王尚荣部长大吃一惊。印军放在第一线的旁遮普联队、廓尔喀联队、拉吉普特联队等都是曾经打过二战中激烈恶战的部队,凶名在外。所以战前我军计算其战斗力,是按照与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等同的公式来推算的。

谁知打起来竟然是摧枯拉朽,有一位参战的战士这样评价他们的战斗: 我们碰到的这伙印度兵奇怪咧,不但不投降,竟然还敢于抵抗!(“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反正,看来前面提到的这印度电影是不能让打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们看的,否则某位老爷子笑得发了胆结石可不是玩的。

“竟然还敢于抵抗……”这样奇葩的评价不是我军夸张,而是有真实图片为证的。

注意,两辆战车在涂装和自卫武器等方面存在微妙的差别,第一张照片的电台天线的位置也不一样。

在对印作战前线,蓝志贵拍摄了很多经典照片,有些要几十年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比如下面这张拍摄的,便是战争史上著名的 “达旺沙盘” ,连西方的军校里都经常提起呢。

1962年10月26日,我军攻占达旺,并准备继续向前方德让宗方向突击前进。此时我军已经不能再借助最初的突袭效果,料想印军将在前方严密布防,作战可能面临重大牺牲。

然而,根据阴法唐政委回忆, 我军攻占达旺以北五公里处的邦岗共(原为印军指挥所),发现印军居然留下了一个完好的沙盘,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印军各部的位置。大家很快发现一条通往西山口的山谷印军完全没有设防。

当时侦察科长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曾认为是印军的诡计。然而综合俘虏口供,证明这上面的标志竟然全是真的!于是指挥战斗的张国华司令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就指着这个沙盘制订作战方案,下达各部实施迂回、穿插、分割的任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印军没有布防的山谷,绕到印军主力后面,切断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堵截敌南逃退路。

印军……根本没想到我军竟然弄出了这么一个南北纵深达150公里的口袋,连逃的力气都省了,除少数指挥官乘坐直升机逃走外,大多数在饥寒交迫之下当了俘虏。

这也使我军有了在第一次归还印军战俘时一下子就交给他们三千多人的底气。

当然,各国军校提到这个“达旺沙盘”目的只有一个—— 提醒学员们即便打了败仗,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原封不动留给对手啊。

不是每架直升机都能把长官接走,这一架 苏制米-4直升机 看来是因为地形复杂来了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动不了无法起飞被抓了俘虏,旁边坡地上可看到印军的对空联络用三角白色标志。

难道是印度陆军被打急了,仓皇中忘记了直升机的性能限制,竟然在陡坡上摆下让飞机降落的标志,结果坑了友军?

根据印军第四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的回忆,这架飞机是派去前线扯冬和龙布方向执行侦察任务的,并寻找失踪的达尔维准将,编号BZ-590。解放军390团人员回忆,该机飞到吉牙附近被我击伤过,后来在本穹东侧地区将其俘虏。

如果此说准确,那块白色三角标志可能是印军直升机负伤迫降后摆出请求救援的,但没有第二架飞机赶来,否则可能会被坑得也趴窝在这里—— 此前中国军队曾在一架击落的贝尔直升机旁设伏,结果钓来了第二架,连飞行员都给俘虏了。

在战斗中我军缴获了多架印军飞机,包括米-4直升机、贝尔直升机和“双水獭”飞机,大多数被俘原因是印军方面对飞机运用不当,不是被我们的轻武器弄下来,就是起落时出了事故被放弃……

不过,在不适于装甲车辆活动的山地作战中能抓到印军的坦克,还是令人有些惊讶。这是因为印军在当地并没有投入成建制的装甲部队,而我军也没有见到消灭印军坦克的记载。而照片证明,这样的事情,在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的确发生过。

那么,这些坦克是怎样落入中国方面手中的呢?寻找蛛丝马迹,战后中国方面从政治角度决定归还印度方面大多数被俘装备和全部人员,表达我方和平诚意, 在归还印军的装备清单中,的确有两辆M3A4坦克,但并没有提到怎样将它们俘获,只是说明着两辆坦克都有机件损坏。

考虑到印军并没有大规模出动装甲部队,考虑其作战特点,这几辆坦克应该是配属给印军前线指挥部门使用的警戒车辆——印军记录在东西两线都有少量坦克配合作战。

我军虽然携带简单的反坦克武器如57毫米无后座力炮,但主要用于打碉堡,未见与敌坦克战斗的记录,说明敌坦克可能根本没有来得及投入一线作战。而其机件损坏和其他若干我方获得的战利品是同样特征,通常是印军主动破坏的结果。

双方作战地域为喜马拉雅山南坡,这里要么地势陡峭,要么溪谷纵横,都不是使用坦克的良好战场(除非太二,谁会在这里用坦克?), 很大可能是印军坦克勉强进入战场,但或者由于后路被切断失去油料补给,或者由于道路原因发生故障,不得不将其破坏后放弃,结果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当然,如果有熟悉那段战史的朋友能够找到我军和印度坦克有过作战,那会更有效地补充这段 历史 。

根据外电报道,我军在这次战争中俘虏的印度坦克并没有都交还回去,还是留了个纪念品,这就是在北京的中国坦克博物馆保存的6019号车,它们的型号都是美制M3A4斯图亚特轻型坦克。

这型坦克在二战中也曾是中国远征军在印缅作战时的装备,中国装甲兵评价它虽然不如同时装备的M4谢尔曼式中型坦克皮实,但底盘较高,机动能力好,适宜于复杂地形使用,而且,比日军一线所有战车更强大。

考虑到这种坦克是在二战中活跃的老式车辆,战后很快被废弃,印度方面能让它在1962年依然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出动,这份维护的本领也算了不起啦。

不过,想想还是有点啼笑皆非——在那场战争中,中国方面并没有出动装甲部队,却能把对手的坦克抓来,没有出动航空兵部队,却能把对手的飞机缴获,后人听说,会不会以为我们又在写神剧啊?

【完】

中国近代变迁的表现外交上?

新中国外交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时间段

1949—1959一边倒

1959—1969两个拳头出击

1971—1978同西方接触,逐步破冰

1978—今 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下面为正文

1969年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我国外交思想转变的分界线,因为这一年爆发了中苏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降到冰点的一年,此后,直到中越战争时期,中国北方都有严重的国防压力,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的外交思想基本上开始了转变

从1949年到1969年,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巩固扩大国际共运,其次才是国家利益

1950年,中国正式迈入了苏联一方,这之中有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有扩大国际共运的需要

三年前的1947年,斯大林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个机构的性质类似于之前的共产国际,其主要作用是协调各国共产党以进行进一步的共运发展

我个人认为,斯大林本人更注重国家利益而非共运形势,对于斯大林而言,无论是战时同英美协调而被他主动解散的共产国际,还是战后成立的情报局,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他单方面利用全球共产党人的革命成果谋取苏联国家利益的工具,但赫鲁晓夫不同,赫鲁晓夫相对来讲更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更注重共运形势的发展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相比于在东欧各国被称为“慈父”的斯大林而言,开会时敲皮鞋,还说过“西柏林就是美国人的睾丸,而它正在紧紧的被我握在手里,只要我狠狠捏一把,美国人就能尖叫!”的赫鲁晓夫能力要差不少,如1956年的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几乎无力处理,最终只得求助中共,这才有了当年周恩来的穿梭外交,此事也使中共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眼中的地位不断升高,到1957年,赫鲁晓夫在很多事情上开始和中国领导人进行商讨,甚至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开始的时候,很多东欧国家领导人打算要学习中国,也要搞类似的政策,而此时也成为了中苏双方在路线上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如果说斯大林时代,中苏领导层间的关系偏向于领导和下属的话,那么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二者的关系就更为平等,甚至在有些事上(例如对于波匈事件的解决上),赫鲁晓夫还要听取中共的意见。

由于1957年底我国开展大跃进和1958开展人民公社化,使许多东欧国家领导人似乎看到了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对此事持不评价的态度,直到一次答记者问上,赫鲁晓夫也是以一种较为中肯的态度回答,并没有对其表示支持,这使毛大为失望。同时由于其它种种原因,如对于当前是否扩大革命形势的问题上,中苏双方在路线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而这个分歧实际上就是中共准备边发展边扩大革命,而赫鲁晓夫则认为需要暂时缓和,先发展,之后再找机会扩大革命,而后,加之双方领导层沟通有限,以及赫鲁晓夫个人能力、性格等原因,如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撤走驻华专家,致使双方关系破裂。双方的矛盾逐渐由路线等方面的分歧扩散到其它方面。到1959年国庆后,双方关系愈加紧张。

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中苏双方实际上仍有重新和好的可能性,但因为一些原因,中方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在边境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支持态度。直到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双方缓和的希望就更加渺茫。这时的中共批判苏修,奉行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政策,即一个拳头打美帝,一个拳头打苏修,当时的越南就可以体现这一点,中国以派出防空部队、援助武器弹药粮食等等的形式,苏联则以派出军事顾问(存疑,至今俄罗斯也没承认曾派出过军事顾问,仅有美国当时在越南组建的特种部队SOG队员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曾在某次行动中近距离目睹过北越军营中说俄语的白人)和武器等形式援助北越,中苏在援助北越一事上,实际上是有竞争目的在其中的,然而随着后期亲中派的胡志明基本被架空,大权基本落到了亲苏的黎笋手中,中国实际上在这个竞争上处于下风,而美国自然不必多说,南越政府和南越国军很拉,但美国只能扶持他们以落实五十年代“防止共产主义像推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东南亚扩大影响”的政策(实际上美国当初的担心是多余的,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是中国提出了“以北纬十七度线划分两个越南,之后由越南人民投票决定最终的具体归属”,说白了就是中国不想把越南变成第二个朝鲜,美国怕中国打,中国也怕美国打)1969年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冲突被认为是中苏双方关系彻底降到冰点的事件。此事件后,中共领导层开始反思自身出现的一些问题,直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逐渐开始了合作。

但是,在中美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发现似乎美国人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并没有之前同苏联合作时一口咬定的爽快态度,在许多事情上,中国发现美国人总是在变卦,渐渐的,中国人逐渐明白了,原来国际关系不至于像当年和苏联合作时那样,走两个极端——好的时候像兄弟,坏的时候就动枪开炮。国际关系只要围绕自己的国家利益展开就好了,没必要翻脸不认人,也没必要彻彻底底的亲密无间。

1978年是革命性的一年,但是它能在那场斗争结束后的两年便进行迅速的改革,也一定有它的社会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是自1969年后到70年代初期中国同西方进行的较为频繁的交流,正是这些交流使国内上下对于各方面的开放打下了一定的的心理基础,当然,七十年代初期的交流也为后来中西方贸易合作,技术交流等打下了基础,如若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是很难在短短几年内就顺利开展的。

八十年代被认为是短暂的“中美蜜月期”,当时的中美甚至已经到了合作研发坦克的地步,在中越战场上我军甚至还用到了从英国购置的雷达,但无论关系有多么紧密,对于美国而言,利益一定是第一步的,中美的蜜月期,对美国而言仅仅是达成利益的手段,而这个利益就是如何尽快地去化解苏联的威慑感:1981年苏联进行的“西方81”演习让整个西欧对苏式钢铁洪流的恐惧达到了顶峰,不出意外的话,若当时爆发战争,苏军可在两周至三周内把t72开到大西洋的海岸上(即便到了美苏双方已经缓和到最大程度的1991年,仅苏联驻德集群,就仍然保有338000名作战人员,4200辆坦克,8200辆装甲车,690架各型飞机的恐怖规模,但也正是当年的海湾战争美伊1:100的伤亡比才算彻底化解了西方对钢铁洪流的恐惧)。因而美国在亚洲在八十年代最好的选择就是拉拢中国,也由此可见美国所谓的“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个笑话,五十年代担任副总统的尼克松曾直言不讳地说要彻底地反对共产主义,然而七十年代他又说我一定要和中国搞好关系,美国反共就是个宣传上的幌子,美国反对的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就在疯狂扩张的沙俄和苏联,对于美国而言他们最害怕的是俄罗斯民族内在的扩张性而不是共产主义(当然美国资本家反共是一定的,不过没有对苏联的恐惧那么深刻而已)

在改革开放后,中央对于自身定位也更为明晰,中共不再追求共运领导权,也不再扩大革命,而是将自身、即我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实际上,如果看看戈尔巴乔夫的话,也会发现实际上苏联的外交思想也有着这样的转变,戈尔巴乔夫时期许多政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很像的,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过于理想主义,竟然主动放下了苏共的领导权,加之苏联改革过晚,错过了三次最佳的改革时机,以及苏联内部的工业生产体系过于不健全等原因(苏联将工业体系放在了整个苏东地区而非联盟自身上面),东欧剧变后其工业体系更是分崩离析,轻工业领域一片空白,百姓甚至要排队买面包,最终落得一个被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里应外合“联手”解体苏联的后果。

总的来看,我国外交政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由最早期的注重共运为主、利益为辅,到现在只注重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整理不易望采纳!

中印边境摩托车笑话(关于印度摩托车的笑话)插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杜巴瓦背叛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面貌,家庭状况,社交状况及个人成就,谢谢,简单就好?

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中断的友谊

杜巴瓦是《钢铁》中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以至于以后《钢铁》在历次改编为影视或舞台作品时,对这个人都要极力回避。1975年苏联的同名电视剧中,杜巴瓦这一角色与兹维塔耶夫合并,在中国版电视剧中杜巴瓦又遮遮掩掩地出现,结果都是因所谓的“腐败”被解职。在官方宣传中,杜巴瓦本是一位不错的团基层领导,在1923年的苏联党内斗争中倒向“托派”,反党运动失败后又喝又嫖,彻底堕落。这是符合作者的本意?

在解密的原稿中,杜巴瓦与保尔的内战中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但在“和谐版”中杜巴瓦在小说的第二部才出现,之前有关他的段落全部被删。其中最重要的有一段“工人反对派”内容(作者对这一段很重视,但最终主动将它删除了),在1921年,为解决新生苏联的经济危局,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即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以推动经济发展(与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些相似,甚至有改革开放的影子)。保尔一时无法理解,误以为是“投降”政策,为此支持“工人反对派”并大闹团州委会,结果被开除团籍。当时已经是州团委委员的杜巴瓦怒气冲天,也交出团证,声援保尔,结果引发多人集体退团。幸而在朱赫来的干预下,州团委取消处罚决定,保尔还被吸收进了州委,一场风波才告结束。两人在州委学习了数月,才终于弄清“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并开始研究政治学和党史。这番经历之后,两个热血青年初步有了一些政治头脑。

杜巴瓦与保尔有很多相似点:为理想不惜牺牲,会独立思考,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强,交友广泛,处理具体问题时有些手段,不时打擦边球,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少不了惹麻烦。书中一个老同志谢加尔这么评价,“这种奔放旋风式的情感,免不了要走弯路”,总之,虽然有缺点,这样的人还是很适合干政工工作的。书中曾写过,保尔带丽达乘火车外出开会,车厢都让投机商占满了,其他人根本挤不上去。保尔冒充检察人员上车,再把丽达从火车窗户拽了进去。这引起先前占座者的不满,在他们对保尔一番羞辱后,保尔打翻了几个人,还带着铁路方面的老关系把一车人全换了。无独有偶,杜巴瓦在指挥筑路时,为了抢运铁轨,拿枪赶走了坐公交车的乘客,押着公交车跑运输。有人认为他们干的事很不地道,但在苏联成立初期,整个国家一片混乱,社会效率低下,连列宁都承认革命干部和群众在建国之初的1921年还没学好怎么经营和管理国家,杜巴瓦与保尔的做法是符合当时社会真实情况的。

在同志的帮助和自身努力下,两个人几乎是同步成长,逐渐走向成熟。在修建窄轨铁路,打通基辅木材供给“生命通道”的战斗中,杜巴瓦与保尔同时被省委委派到筑路工地并各自带领一只队伍。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保尔染上伤寒,在铁路贯通前最后一天病重昏迷,被送回家乡治疗,等他重新归队时,杜巴瓦已经考进共产主义大学。保尔的另一个老战友潘克拉托夫在和保尔谈话时,自嘲自己是个“老粗”,自己虽然懂一些党史,但在面试中因为完全不懂哲学闹了大笑话,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而杜巴瓦“当然能考得上”。在《钢铁》中塑造了许多优秀共青团干部,如奥库涅夫、扎尔基、阿尔秋欣、沃林采夫等人,他们性格各异,有各自的优缺点,但在政治修养上,都不及保尔和杜巴瓦,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都不够独立,听指挥的一面较明显,再加上文化底子不高,即使经过学习,在能力上有一定提升,也难有太大的突破,最后他们成为了自觉听党指挥,在自己岗位上有突出贡献的“螺丝钉”。

但保尔和杜巴瓦都不是“螺丝钉”。保尔在战胜伤寒后,在面对战友墓地时,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随后,他一边参加生产一边负责区委的教育宣传工作,又在边境当了一年的区团委书记和民兵政委,在此期间,他苦读《资本论》,还学习了大量政治文献,他的思想素质在实践和学习中提高。在书中我们看到,保尔虽然相信“世界革命”,但德国再次爆发工人革命时,许多当地青年要去德国为“工人兄弟”打仗,当上区委书记的保尔再三向他们解释苏联的“和平政策”(列宁提出的外交政策,类似于“韬光养晦”)。他对新经济政策给国家带来的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深感欣慰,又清醒地看到政策带来的官僚充斥、投机横行的负面作用。他负责农村工作时认为农业集体化可能是替代落后小农经济的有效手段,但几年后,又对集体化表现出审慎态度。这些看似矛盾的变化,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开始成熟,思想体系逐渐成形。而杜巴瓦在大学进修时思想逐渐倾向于“托派”。在1923年的党内分歧公开化后,两个曾经的战友“交锋了”。

“托派”的代表人物是托洛茨基,他在十月革命中与列宁携手战斗,为创建苏联立下奇功,其声望与列宁不相上下。历史上,托洛茨基曾在对德停战和工会制度上和列宁意见不合,但在党内讨论后,最后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在1923年,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自由化弊端已经显现,且党内也出现了官僚腐败现象,于是提出停止新经济政策,管控政治和经济活动并压制农民,反对“一国建设共产主义”,主张立即进行革命输出。他的提议当时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钢铁》中杜巴瓦显然是经过自己的分析以后,才接受“托派”提议,并格外卖力地四处宣传,这是理想驱动下的行为,绝非为了自己的私利。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参加组织了一个“小集团”。为了大造声势,除了几个货真价实的“托派”分子,杜巴瓦甚至还把一些原先和自己有矛盾,现在却因个人前途失意迫切想借机翻身的干部(如图夫塔、兹维塔耶夫等)也拉入了“小集团”。

保尔虽然原先也反对过“新经济政策”,但几年的工作学习,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执行“托派”主张可能导致国家倾覆。当杜巴瓦带领“托派”在州军委会上宣传时,保尔突然发言批判“托派”,这引起了激烈反应,甚至几个不冷静的“托派”团员上前对他殴打,而此时保尔显示出一个政治工作者的成熟,这个一发起飙来几个人不能近身的人,被打得满脸是血也绝不还手,使得“托派”在集会中人心尽失,只得铩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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