荤段子的丝瓜是啥意思_吃丝瓜是什么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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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荤段子的丝瓜是啥意思:泥土哪去了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南帆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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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哪去了》是南帆最具代表性、精粹汇集的散文集子。南帆作为智性散文的代表荤段子的丝瓜是啥意思,有评论家曾认为“读南帆,知余秋雨之不足”,此“不足”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对南帆散文极富理趣、哲思又丰满润泽的褒奖。在此集中,《泥土哪去了》《机器之瘾》等篇呈现出了一个敏感睿智而又不失理性之思的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文明发展的多维对话;《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等篇又似作者与自己开展的一场推心置腹地深度对谈,《到来一只狗》《寄给自己的明信片》等篇又显出作者对日常生活活泼趣闻的调侃;《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等则将南帆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运用他的学理来看待历史,引发读者对历史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他冷峻地审智,旨在超越抒情,突破话语的遮蔽,读来智趣无限。

作者简介:

南帆,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版学术专著、散文集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

书摘正文:

泥土哪去了

屋前的墙根下整理出一片巴掌大的空地,想到要种几株花,突然发现无处取土。邻居踅了过来笑了笑:可以打电话订购,但是价钱很贵。泥土也得花钱了吗荤段子的丝瓜是啥意思?我不禁愕然。

花草的根系可怜地裸露着,四处找不到泥土。泥土和大地渐渐地撤出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栖居在水泥、钢筋和塑料构筑的人工环境里。狭窄的居室和楼道,窗户用铁栅栏封住。街道上匆忙往来的汽车如同一个安装了轮子的移动密封舱。行政大楼的大厅一个弧形的问讯柜台,墙上各种金属牌子标出各个楼层众多机构的名称,一开一合的电梯是穿行于大楼内部的流水线。步履匆匆的员工如同各种型号的产品被及时地卸到某一个称之为办公室的固定方格。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与电脑的液晶屏幕久久相对,偶尔抄起电话听一听机器里传来的说话声音。地平线上的城市就是各种人工制造物的集合体。水泥马路,桥梁,鳞次栉比的建筑,一些建筑的金属屋顶或者玻璃外壳时常在正午的阳光下发出灼亮的反光。据说这个城市四十层以上的建筑已经多达数千幢,巨大的重量压得城市的地皮持续下沉。那些黑黝黝的泥土在水泥和钢筋的重压之下吱吱乱叫,四散而逃,坚硬光滑的城市表皮再也留不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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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页 :泥土哪去了(一)(二)

这个城市到处都会遇到工地,众多规划之中的大楼正在破土动工。挖掘机和铲车挥动铁臂在地面挖出一个大坑,十余台轰鸣的大卡车列队等待,轮流将这些泥土运走。我突然对泥土敏感了起来:这些泥土要运到哪儿去?它们被迫背井离乡,如同一些俘虏被押上了囚车,遣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古往今来,这些泥土始终踞守在这里,它们的天命就是等待某些抛下的种子,接受它们,养育它们,使之扎根、开花、结果。现在,泥土被突然赶走,坚硬的钢筋、水泥蛮横地挤了进来,鹊巢鸠占。

一些人居然还能在这个没有泥土的城市里面栽种蔬菜。他们的蔬菜基地是公寓的阳台或者楼顶上。找来几个花盆,塞入一堆白色的泡沫,蔬菜栽种在泡沫之上。泡沫代替泥土贮存水分和肥料。可是,我常常觉得阳台或者楼顶上的蔬菜是塑料做的,泡沫生长出塑料才对。

泡沫代替泥土是科技时代的奇思妙想。物理学、化学、生物技术或者制造工业正在将生活安排得精确、精致、富有效率,可以果断地抛弃农耕文明残留的陋习。闹钟或者手机每一个早晨准时响起,还有什么必要等待黎明时分的报晓雄鸡?机械制造的药片严格地计算出剂量和服用时间,许多人不再信任沙锅里草药煎熬出的褐色汤汁。旷野上的一阵大风如同厚厚的布匹劈头呼地蒙下来,几乎令人窒息,然而,现在我们栖居于密闭的大楼内部,心安理得。大楼的每一个房间安装了完善的空调系统,没有人再为窗外的数九寒冬或者炎炎夏日发愁。只有当窗户的玻璃出现了斜斜的水纹,才会有人漫不经心地问一句:下雨了吗?

生活正在彻底改装。然而,这种生活是不是有些不自然?客厅的跑步机上一个小时的奔跑与林荫道上一个小时的奔跑肯定有些不同。人工设计的世界并没有什么错,只是我们再也嗅不到万物蓬勃的蒸腾气息。我想起了一条小河流。少年时代时常下河捕鱼摸虾,嬉戏游泳。沿着倾斜的河岸慢慢地踩到水里,脚掌试探着触到水底滑腻的河泥,偶尔会有一块瓦片或者一个鹅卵石硌得脚底一痛;河边漂浮的水草,浸泡已久的一截枯树上歇着一只鼓着眼睛的青蛙,一条水蛇划出长长的水纹疾速远去,几只蜻蜓在亮晃晃的阳光里俯冲下来,一群水黾摆动细细的长腿贴着水面滑行。脚掌下的河泥即将消失的时候,双腿用力一蹬哗地扑到了河流的中央,温暖的水流缓缓地淌过身躯…………时至如今,这条河流只能汩汩地穿过我的记忆——现在我只能到游泳池去。游泳池里一泓蓝色的清水,如同一块清澈而乏味的大玻璃。池底的马赛克历历在目,消毒剂的氯气味道扑鼻而来。这种清水里面什么也没有,耗掉了足够的卡路里之后就立即上岸离开。

生活的确有些不自然。科技正在将我们从大地上连根拔起,重新安装在机器的逻辑轨道上。当然,这是一项旷世的秘密工程,我们所能察觉的症候仅仅是——泥土不见了。

出入于泥土的许多小动物也不见了。

我想了想,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慵懒的蚯蚓,神经质的蚂蚱,鬼鬼祟祟的四脚蛇,纹丝不乱的蜗牛,浩浩荡荡的蚂蚁队列,还有拳头大的蛤蟆笨拙地跳过田埂。现今常常照面的只有蚊子和蟑螂。据说蚊子可以藏身于空调机里面,蟑螂的乐园是厨房里油腻腻的污水管道。总之,它们已经摆脱了农耕社会的泥土而适应了工业文明的钢铁和塑料。

烙印在记忆屏幕的第一个小动物大约是一只螳螂。那时我似乎四岁左右,居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邻居撬开了天井里的几块大石条,堆上泥土种一架丝瓜。父亲从乡下回来,逮回一只绿色的螳螂。螳螂夸张地掀动两个大刀一般的前臂,雄视左右。父亲用一根细线拴住螳螂的肚子,细线的另一端捆在插入泥土的小竹竿。阳光透过丝瓜的藤蔓照射下来,碧绿的螳螂通体透明。玩耍了一阵再度过来的时候,我惊异地发现螳螂已经成为一具僵死的躯壳。泥土之中一队蚂蚁潜行而至,螳螂的肚子被咬开了一个大洞。螳螂大刀一般的前臂无法抵御蚂蚁的团队战术。

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在天井里摆上一个大水缸,水缸内喂养了几条红白相间的金鱼。金鱼的理想饲料是生长在池塘或者湖水里的一种肉红色的小虫子。一块纱布缝的袋囊捆在竹竿的末端,这是自制的打捞器具。每隔一两天,我就要扛上这个玩意儿奔赴附近的几口池塘,夏天常常被晒得脱一层皮。养蚕似乎是那个年代所有少年的课余活动。黑色的蚕宝宝开始蠕动,蜕皮,吐丝,结茧,蚕蛾,产卵,这个循环的全程必须有充足的桑叶保证。附近所有的桑树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我和一些小伙伴不得不冒险进入一个桑树园。匆匆地摘了一挎包的桑叶之后,看管人员大呼小叫地追来,小伙伴一哄而散,分头奔蹿在茂密的桑树林中。少年时代我还喂养过几只猫,猫在发情期的尖利嚎叫至今声犹在耳。猫的沙场点兵多半在瓦顶上。一群猫疾速地从瓦顶上奔驰而过,稀薄的瓦片惊心动魄地响过一阵之后,几缕阳光从蹬开的瓦片缝隙照射下来,一绺一绺灰尘悠然地飘浮在光柱里。养鸡似乎是年龄稍大一些的事情,包含着显而易见的经济企图。母鸡每日能生出一枚蛋,这个远景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少年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但是,鸡的恶习是随地拉屎。一个人来人往的大杂院里,斑斑点点的鸡屎肯定是惹是生非的由头,这一场伙食自助运动很快就寿终正寝。

我想起来了,少年时代我和一批小伙伴还迷恋过寻找蜗牛。我们要的是指甲片大小的圆形蜗牛,有暗红色的、铁青色的或者花的,蜗牛壳上一圈一圈的螺纹最终归结到一个圆点上。我们利用这些蜗牛展开竞赛:两个人分别将两只蜗牛壳上圆点对在一起用力顶撞,直至其中一只蜗牛的外壳破碎凹陷,完好无损的蜗牛为胜者。那一只外壳最为坚硬的蜗牛将如同皇帝一般地供奉起来,没有人想知道那些外壳破碎的蜗牛是否还活得下去。不知道这种游戏从哪儿传来,但是,周围同龄的男孩子几乎都动员起来了。我们翻检所有的草丛、墙根、瓦砾堆、石缝,所有的蜗牛被搜索一空。传说遭受重压的蜗牛外壳尤为坚硬,石块底下铁青色的蜗牛成为众人抢夺的对象。我忘了这种游戏什么时候不再流行。总之,有那么一天,我们突然觉得这些游戏既幼稚又不卫生,于是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开始忙碌一些另外的事情。

起身拍了拍身上,数十年的时光仿佛一下子消散在尘埃里。那些小动物只能活在弥漫着泥土气息的回忆里,如同一部黑白的老电影。现在我们的身边只剩下各种人工合成材料,无论是墙壁、地板、各种管道和导线,还是手机、电脑、汽车和飞机。我的寓所里现在只养一只狗。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关在阳台的玻璃门背后,每一天眼巴巴地望着栅栏外面的陌生世界;它的四个爪子几乎没有机会触碰到真正的泥土。

第3页 :泥土哪去了(三)(四)

“大地”是一个沉稳的词,“大地”隐喻的是宽厚、阔大、质朴和不尽的生机。山脉起伏,河流蜿蜒,树木葱茏,湖泊的水面映照出闪亮的落日余晖。我突然想到,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所谓的“大地”了——这一幅景象多半是从飞机的舷窗上看到的。

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奔波在大地上,春种秋收,打猎捕鱼,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然而,历史肯定存在一个神秘的拐点——某一天开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超过了人们与大地的自然关系。社会制度,社会组织,货币与经济,行政机构与意识形态,艺术与美学…………这些概念愈来愈密集地分布在周围,大地一步一步地退却,逐渐面目模糊。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地似乎曾经生动地保存在古人的视野之中,即使闭门辞谢也绕不开——王安石有诗句曰:“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法史上有一则著名的轶事。怀素曾经与颜真卿切磋书法。颜真卿询问怀素有什么心得?怀素说: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颜真卿说:你觉得屋漏痕怎么样?怀素起身握住颜真卿的手说:得到真谛了。谈论纸上的笔墨线条,念念不忘师法自然,各种大地的意象是他们挥毫泼墨的灵感来源。栖身于天地之间,古人不时以植物的自况,伸出根系扎入泥土,牢牢地抓住大地是立身之本。汉语之中,“根本”是一个重要的词汇。众多带“根”的成语表明了古人对于大地的敬畏,例如“根深蒂固”、“落地生根”、“寻根究底”、“游谈无根”,如此等等。可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匀出心情想到泥土和大地?我们要么上电影院,逛服装店,寻觅佳肴美味,要么坐在玻璃幕墙背后的办公室里,精心地算计某一个官职或者某一笔款项,只有iPhone6、股票涨停、房价波动或者微博上疯传的明星绯闻才能带来少许的骚动。大地的退却从未让我们惊惶失措。退却的大地不是仍然待在某个地方,支撑着万事万物吗?谁还会担心,哪一天我们的城市会失去大地悬挂在半空中?闲常的日子里,我们对于大地仅仅剩下象征性的牵挂:庭院的角落摆两个盆景,阳台的栅栏上种几簇花——遥远的大地仅仅是花盆里的一小撮泥土。

那一天我路过一个修建之中的公园,突然嗅到了浓郁的青草气息。一些工人正蹲在一块坡地旁边铺草皮。浓郁的青草气息有些呛鼻,我想起了夏日曝晒之下潮湿的田园或者树林间腐殖层蒸发出的气味。我们的嗅觉已经适应了城市的气味系统:工厂标准化生产出的气味单纯强烈,性质稳定,例如香水、烟草和烈酒;厨房里烹调菜肴的气味隐含了热烘烘的暖意;街道上飘拂的煤烟味或者汽车尾气显示出工业社会矫揉造作的化学风格。这时,青草气息是粗鄙的乡野,混杂了泥土和粪便的味道。久违的气息令人想到了各种遥远的故事。辽阔的大地此刻又在哪里?

太太先前从未种植过什么。这几天她兴味十足地搬来许多盆花花草草,浇水施肥,不亦乐乎。我认不出其中一盆是什么树,询问之际居然遭到了嘲笑。我有些不屑:这算什么,我先前在一座大山里种过一棵大树呢!

我种过一棵龙眼树,长在一面向阳的山坡上,大约有六七米高。大约四十年前,我在乡下插队当农民。生产队里有一批龙眼树和橄榄树,分配给每一个劳力管理,每年大约要松土、浇粪若干次。收获的果实一部分交还生产队,剩余的归管理者个人。大多数农民的名下分配到六七棵不等,我仅一棵龙眼树——估计生产队长不怎么相信我的管理能力。我曾经挑过一担尿水长驱十来里山路,一勺一勺地淋在树根上,此后似乎再也没有做过什么。收获的季节到了,这棵树上挂下来的龙眼特别稀少,而且干瘪瘦小。因为担心嘲笑,我不想和农民一起采摘,一直拖延到最后,整个山坡只剩下一棵树垂着黄灿灿的龙眼,无人问津如同一个孤独的弃儿。

一个寂静的中午,我借了一架二丈长的竹梯独自进山。这一带乡村的规矩是,长竹梯不得横扛在肩上。山路狭窄弯曲,长长的竹梯容易磕磕碰碰,摆弄不开。农民的习惯是双臂平伸,竖擎一架竹梯如同擎起一面旗帜。年轻人炫耀臂力,他们可以谈笑自若地擎着竹梯健步如飞。我企图如法炮制,完全没有料到竹梯如此之重,以至于行走数十米就双臂颤抖,气喘如牛。幸而那一天山间空无一人,我最终还是将竹梯扛上肩头。挣脱藤蔓、茅草对于竹梯的纠缠毕竟容易一些。忙碌了一个下午,我摘下了一麻袋的龙眼。扣除了交给生产队的份额,剩下的估计还值三十来元钱。当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意外的财富让我有些后悔:如果多费一些心思和气力,是不是还可以发一笔小财?

四十年过去了。大地苍茫,可是,我认识一座深山里的一棵树。这个念头让我有些激动。山坡上的一棵树不像海里的一条鱼,转眼间就潜入水下无影无踪。这棵树始终矗立在那一面向阳的山坡上。四十年的时间,这棵树肯定已经进入盛年,历经风雨,枝丫虬劲,盘根错节,果实累累。虽然我们只有一年多的契约关系,但是,只要我愿意,多少年之后都可以进山在原地找到它。相信第一眼我们就可以彼此相认。

然而,造访东北的一片森林之后,我开始产生怀疑:一棵树真的不会转身溜走吗?站在一大片大腿粗细的树林中央,认准两三米开外的一棵树,然后闭上眼睛转两圈。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已经无法肯定刚才认定的是哪一棵树了。当然,巴西亚马逊河两岸的热带雨林更加捉摸不定。湿润的地面铺满层层落叶,无数的参天大树拔地而起,茂密的树枝在空中挤成一片,炽烈的阳光只能在树叶之间找到几道缝隙曲折地射下。树林间湿气弥漫,树皮爬满斑斑驳驳的青苔,各种藤蔓盘旋缠绕,纷披飘拂。当地人警告我,只要深入森林十来米,可能再也无法返回依稀的林间小路。密密匝匝的大树纵横交错,如同众多巨人奔走遮挡在四周。人们很快就会丧失辨识能力,找不到任何方向。谁说树不会走动?

当然,宽阔的东北黑土地和肥沃的亚马逊河两岸现在仅仅印制在地图上。我所接触到的只能是,窗台下的墙根依次摆开几盆花,细细的枝叶和花瓣在微风中抖动。这些可怜的家伙一辈子只能栖身于小小的花盆,让人看着有些心疼。

这个城市的花鸟市场出售各种植物。许多待售的树木枝繁叶茂,身姿优雅。但是,沿着树干往下看,树木的纷杂根须居然委屈地塞入一个小小的简易塑料盆。这么小的盆子也能长出一棵树?花鸟市场的主人自信地挥了挥手,够了。的确,树木的叶子碧绿发亮,不像营养不良的样子。辽阔的大地收缩为一个小小的塑料盆,但是,这些树木早已学会了委曲求全的苟活,甚至强作欢颜。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树木也是如此。只有方寸之地,谁还会固执地揣着不合时宜的雄心壮志?

我只能叹一口气。

第4页 :泥土哪去了(五)

一个民工抄着一台电锤钻开路边的土层,嘈音喧嚣。他的身后拖着一根长长的电线,电线旁边搁着一柄十字镐,木柄光滑坚硬。我的一个冲动是,上前抡起十字镐,帮他将剩余的土层刨开。

当年在乡下当农民的时候,使用过各种农具:镰刀锋利,扁担宜宽;偷懒的时候要挑选某一种形状特别的畚箕,装土的空间小一些可以减轻担子的重量。十字镐是霸气十足的农具,没有一把好气力是抡不起来的。年纪大的农民多半将一柄锄头使得出神入化,挖、刨、勾、耙轻巧娴熟,至于沉甸甸的十字镐往往扔给了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高高地抡起十字镐,腰背弯得如同一张弓,嘿的一声镐头深深地没入土地,一大块泥土应声而起。抡一个下午的十字镐,全身的肌肉要酸疼好几天。

酸疼是必须的代价,这是叩问大地的谦恭形式。然而,现在的世道变了,年轻人用起了电锤,十字镐被轻蔑地晾在一边。他们用机器对付大地。这没有什么不对,我只是觉得有些不敬。一镐一镐地刨土,我们深知大地辽阔深厚;哒哒的机器嘈音似乎仅仅是草草地打发泥土。

我当然不是谴责这个民工。一直在泥土中讨生活的人,从来没有多少闲情逸致想到“大地”这种文绉绉的词语。当年我下乡插队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与一丘一丘的田地打交道,有些田地肥沃,有些田地贫瘠,有些水田里的蚂蟥特别多,有些水田里的水冰凉刺骨。我曾经下到山坡上一丘桌面大小的水田里插秧。双脚刚刚踏入,几秒钟就陷到了腰部。幸而农民有言在先,我的左手牢牢地按住一个小木盆支撑身体,否则立即有没顶之灾。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到屋里,狼吞虎咽一番,常常来不及洗漱倒头就睡。怎么就是一个与泥土纠缠不清的命?这多半是临睡之前脑子里闪过的最后一个抱怨。那种日子鼠目寸光,我想到的仅仅是尽快地完成每一丘田地里的活计。什么时候我曾经抬起头来,手搭凉篷,遥望无边的大地?

屋子的墙根下种点什么,不少邻居都会踱过来看一看,议论几声。那些曾经在乡村生活了半辈子的邻居,眼光里多半有些不以为然。泥土的记忆与不堪的日子混杂在一起,面朝泥土背朝天。无数的农民拎上一个编织袋不顾一切地逃离田地,挣扎了多少年来到城市定居,怎么肯重操旧业?太太珍惜地收拢搜罗来的一些泥土,他们会不由得笑了起来:要是到了我们老家,想种多少地就给你多少地…………一两个老人家有时忍不住动手帮帮忙,一操起锄头就知道曾经是一个好把式。太太没有正式侍弄过庄稼。长年累月的公寓生活让她觉得,如果有一个庭院种些什么,真是莫大的奢侈。她在墙根的一个小土坑里种下一棵柠檬树苗,自豪得如同拥有一座果园。太太乐观地推算这棵柠檬树苗何时发育成熟,何时可以结出多少果实,絮絮叨叨如同农妇,于是,丰收的气氛突如其来地弥漫开来。当然,没有人真心想吃树上的几个柠檬。重要的是,恢复生活与泥土的联系。

这个联系已经中断了很长的时间。泥土无声无息地消失,古老的农耕文明如同一个遭受遗弃的废墟深深地埋葬在水泥路面之下。我们的生活早就交给无数的机器安排:钟表,手机,电视机,电脑,汽车,飞机,轮船,如此等等。机器仿佛将所有的日子装上了马达和齿轮。一个大齿轮带动数十个小齿轮,我们的效率越来越高,手边积压的事情却越来越多。什么时候还能返回大地的正常节奏——返回腰圆膀阔,心思简朴的日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老话:晴耕雨读。古人心目中,书本与泥土共同守候在我们的日子里。文章的气韵交织于阳光、风雨、泥土和各种植物之中,读起来才会有悠然心会之感。现在我们的阅读大部分都发生在电脑或者手机屏幕上,囫囵吞枣,一目十行。

我想起了一幅图景:一堵土黄色的围墙,墙上挂下几丛茂盛的藤蔓和绿叶,上面点缀一些紫色的花朵。天气微寒、细雨,围墙之内的屋子没有关门,透过栅栏可以看到屋子中央的一张长桌和靠墙的一架书,咖啡的香味隐约拂过。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日子如此惬意,此生足矣。当然,我清晰地记得,这一幅图景出现在一个庞大而且老资格的工业社会边缘。我们乘坐的车子在城区的狭窄街道上兜了半天,终于逃到了可以喘一口气的地方。钢铁、机器、厂房和高耸的大楼渐渐耗尽了气力,到了这里已经不再急匆匆地扩张。于是,另一种生活设计开始赢得了空间——我记得这是在伦敦的远郊,大约是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镇。

第5页 :机器之瘾(一)(二)

机器之瘾

似乎,我不再了解这里的生活了,一阵巨大的不安阴影一般地掠过。这时,我正站在一幢大楼的嘈杂过道上。

大厅里是一个熙来攘往的电子产品商场,大约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的摊位。有的摊位圈起不小的地皮,销售名牌的电脑或者手机,例如苹果,三星,索尼,或者联想。这里的员工是一些表情阳光的年轻人,穿着公司的马甲,牛仔裤,步履轻盈地哼着流行歌,偶尔有几下嬉闹推搡;多数摊位仅三四平方米,摊主沉默地支着下巴,在一个平板电脑上看肥皂剧。他们的柜台里款式各异的手机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如同一批沉睡的大型甲虫。插上电源,那一块小小的屏幕亮起来之后,这些甲虫就会苏醒过来,爬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施展种种魔法。一个中年人从摊位上转过身来,殷勤地推介某种款式的手机。他笑容满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嘴里的牙龈和牙垢。

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是一片危险的丛林。沼泽,岔路,陷坑,沟壑与裂谷,密密匝匝的树林望不到边,迷途不返…………只不过这一片丛林是由众多软件组成。一个黑色的键盘搁在桌上,软件工程师十指翻飞,一行行字母在噼里啪啦声中跳出电脑屏幕,另一个世界的曲折路径如同林中小道开始蜿蜒盘旋。另一个世界隐藏了各种财富、美女,大型化装舞会、丰盛的购物中心、凄艳的恋情、眼花缭乱的游戏和炽烈的战争层出不穷,然而,无法识读路标的人寸步难行。几个染过头发的年轻人犹如上帝派来的使者徘徊在柜台附近,他们慷慨地许诺说,下载几个软件即可获知“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妙不可言的电子天堂近在咫尺。我坚定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屑——其实,我并没有听懂他们嘴里的众多技术名词,我心中默念的是另一句话:兄弟,要骗到我并不容易。淘宝、网恋或者电子社群是年轻人的节目,我还是守住钱包里有限的几张钞票对付大楼外面那些尘土飞扬的日子吧。

如同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我所熟悉的电子设备是一台四四方方的收音机,里面播放雄壮的革命歌曲和各条战线形势大好的新闻;一个相对普遍的自动化装置是水龙头——拧开旋钮,水流就哗哗地喷出来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世界变得太快了。然而,我并未感到无知的羞愧。时尚又算什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远离那些光怪陆离的电子产品并不影响我的生活。现代社会的表征之一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设计每一个日子,没有必要将手机或者电脑视为发号施令的家长。我知道那些伟大的软件可以遥控天上的卫星,指挥大洋之中的潜艇发射导弹,但是,它们管不住一个个生命的奇特轨迹。一条狗踊跃地蹿过街头,一条金鱼慢条斯理地浮游在玻璃的鱼缸之中,哪一个软件工程师能够描述兔起鹘落的奇妙?我们又不是组装在一台机器之中的零件。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刻,一个锐利的命题如同一支利箭击中了我:我们正在变成一台机器的零件——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生活必须由机器设计与核准,背叛机器将一事无成。如同我们曾经驾驭汽车或者游艇那样,电脑正在驾驭我们。现在,这个命题已经进入尾声,软件工程师编写的程序正在完成最后的合围。当一枚薄薄的芯片植入我们的后脑勺时,机器统治世界的日子将正式宣告来临。是这样吗?

一阵巨大的不安阴影一般地掠过。

时至如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日子多半陷于庸常的琐事,只有一些惊雷一般的预言振聋发聩,迫使我们抬头仰望。我们等待这些预言犹如等待一束穿透历史表象的强光。

十九世纪的时候,卡尔·马克思的 《 共产党宣言 》 曾经显示了杰出的洞察力。高瞻远瞩的论述利刃般地剥除了浮嚣的世事,历史暴露了真实的面目: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社会关系,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和小市民的伤感无不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所有神圣的东西都遭到了亵渎。贫困人口持续地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说出这些惊人的结论时,马克思还不到三十岁。

二十世纪的时候,生活之中的某些方面突然开始提速。人们逐渐察觉,技术正在重塑世界。当然,多数人并未受到惊扰,他们多半懒洋洋地享受技术。白天奔赴一个指定的行政方格上班,晚上伴随一台电视机度过,这种日子没有多少不妥之处。不过,马丁·海德格尔,一个目光如炬同时又饱受争议的哲学家注定会说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他指出了技术隐含的危险,分析了人类社会依赖的工具。海德格尔享年八十七岁,于七十年代中期去世。或许海德格尔还是没有料到,他去世之后的数十年间,电子技术的革命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机器家族迅猛繁衍。现在,这些强大的机器家族正在吞噬人类。也许某一天,我们都将变成机器管辖的驯服子民。

大约十五年前,一本十八世纪的著作 《 人是机器 》 开始让我意识到一个危险:把人类改造为机器是由来已久的冲动。这本著作的作者拉·梅特里兴冲冲地将人的躯体形容为永动机。这种观点迫使我想象躯体内部各种电子集成电路、金属的轴承和齿轮,行走之际发出一片铿锵之声。当时还没有看过 《 终结者 》 《 变形金刚 》 这些电影,未曾料到电子集成电路与人类的脑细胞一样擅长输送嫉妒、仇恨、贪婪、杀戮和爱情信号。我的想象之中,机器奉为人类的偶像更像是理性策划的阴谋。当时,我曾经写下了这么几句幼稚的话:“理性始终不渝地和躯体的本能、亢奋、放纵和软弱搏斗;如果金属材料取代了血肉之躯,机器的精确、可靠、坚硬和一致也将成为人类躯体的品性——这如同理性的终极理想。”

现在看来,机器对于人类的改造范围远远超出了胳膊和大腿上的肌肉,譬如视觉。摄像机正在充当这个社会的视觉器官。每一家客厅里的电视屏幕与人类的眼睛相互衔接之后,一个伟大的视觉启蒙工程开始了。天空的星体,深海的鲸鱼,宫殿里的政治大人物,那些美人们正在卧室的窗帘后面干些什么…………现今任何一个孩童的视觉内容都是古人的眼睛所无法企及的。无论是那些见多识广的商贾还是骑一匹毛驴漫游天下的诗人,哪一个家伙的视野能够与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竞争?然而,奇怪的是,我们的眼睛比古人迟钝了许多。“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或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都是古人的亲眼所见,相反,我们的眼睛不再有自己的发现。摄像机镜头覆盖的范围之外,许多人什么也看不见。

第6页 :机器之瘾(三)

相当程度上,机器甚至开始安排人类的思想。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所有乘客的眼睛都盯住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贪婪地吞食屏幕上的知识或者游戏。许多人心目中,不进入屏幕的世界如同不存在。没有人阅读书籍,印刷文化及其携带的经典著作正在被大众抛弃。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机器提供的阅读形式。互联网传送到手机或者电脑的一切图像文字随即被安装于大众的意识,无数的大脑正在被发展为另一个血管与脑神经组织起来的生物终端。这时,设计机器阅读形式的工程师间接地决定了大众意识如何构成。当然,还有那些熟悉技术与市场的小编辑。总之,这些人的作用就是充当机器与大脑之间的媒人,二者的重合似乎是迟早的事情。

机器正在吞噬人类——或许,这仅仅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围堵。没有传统的刀光剑影,攻城略地或者肉体的消灭业已成为落伍的形式。无非是茶几上多出了几个遥控器和充电器,客厅或者厨房里增添了几样电器,一些小机器如同潮汐一般缓缓地漫过来,没有人大惊小怪。如何描述机器大获全胜的盛大结局?我一直缺乏足够的想象力,直至一部叫作 《 黑客帝国 》 的电影上映。黑暗的电影院里,亮晃晃的银幕提前预告了人类未来某一天的恐怖景象:一台巨大的电脑主机开始操纵世界的时候,许多人的日常状态仅仅是:昏睡在某种盛满营养液的器皿之中,躯体连接上各种插头。插头从电脑系统接收的各种信号不断地刺激感官,昏睡者的意识内部陆续浮现无数虚拟的生活幻象——从矗立的高楼、鲜花盛开的公园、穿过街头的一个女郎到一块可口的带血牛排。这就是机器配给的全部生活。

走出电影院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一台电脑主机的软件程序按部就班地格式化一切之前,人类的意识能否聚集起最后的能量反戈一击,延续乃至阻止这种恐怖景象的来临?

众多工程师对于这种历史预言嗤之以鼻。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这是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常见症状。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科学恐惧症就要周期性地发作。一会儿怀疑转基因,一会儿被电脑吓得发抖。我们需要一场关于科学的严肃辩论,工程师们义正辞严地说。不过,他们还是很快轻蔑地转开了脸:算了,最好别理这一帮神经质的家伙。

通常,大众的脾气相对温和。他们对于各种危险的结论将信将疑,甚至无动于衷。《 黑客帝国 》 充满了悬念,打斗动作新颖别致——可是,一部电影而已,有必要当真吗?

当然,大众无法论证,为什么刚刚更换的电脑又被认为太慢,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挎包里必须藏有一台iPad,或者,iPhone4、iPhone5、iPhone6之间的淘汰周期究竟依据什么。没有人弄得清这些机器的使用目的。周末打麻将的人数已经凑齐,自驾游的计划宣布搁浅,电视里的各路专家频频就马航的失联飞机和克里米亚局势发表精彩见解,更大规模的社交圈子或者拥有更多的资讯意义何在?多数时候,时髦的舆论成为添置这些机器的唯一理由。从笔记本电脑到手机,时髦的先锋人士纷纷使用整套的苹果电器,那些款式陈旧的诺基亚手机怎么能见人?没有微博圈子和粉丝,没有用4G手机武装到牙齿,这种人肯定没有资格生活在现代社会。“你out了”,移动通信公司的广告及时地扮出了一张鬼脸。

“市场”这个概念活跃多年之后,消费终于被视为生产的前提。多数人愿意相信,所有的技术发明无不来自市场的千呼万唤。无数人翘首以待的那个神圣时刻,一款电器不负众望地登上商场的柜台。商场门口再度出现了久违的景象:人们竟然彻夜排队购买手机。没有人在乎昂贵的价格是否物有所值。接过包装精致的纸盒,消费者内心洋溢着领取圣餐的感觉。人们心中的神早先是比尔·盖茨,后来改成了乔布斯。互联网,QQ,电子邮件与博客,从互联网上开设的大学课程到色情的裸聊,这个世界丰富异常。人们的观念中,数学公式和分子式组装出了另一种历史;没有科学的启蒙和拯救,生活迄今还逗留在未开化的茹毛饮血阶段。所以,说出这种事实的罪过不啻于泄漏天机:这些机器的背后并没有真实的日常需求。各种如饥似渴的欲望仅仅是舆论植入内心的人工感觉。

与大米、水果、家具、煤炭这些日常用品不同,没有多少人事先估计到那些科学家的天才发明又有什么用,包括科学家本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人贝尔因为一个偶然的小事故——实验之中一个弹簧失灵,波动的电流沿着电线传到了邻室产生了声音——发明了电话。最初电话机的体积如同一个箱子,通话的人必须大喊大叫。这种玩意儿能干些什么?通话技术的完善以及电话市场的形成是发明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电视的诞生有些相似。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另一个英国人贝尔德终于将图像信号传入电视屏幕。当时,诱使他绞尽脑汁的并不是财源滚滚的电视王国,而是身边一个朋友的简单猜测:既然可以远距离地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或许图像信号也做得到。许多科学家常常被突如其来的灵感烤灼得坐立不安,他们发明种种奇妙的产品如同一棵果树生长梨子或者桃子一样自然。这些产品的后续故事——譬如,使用、宣传、销售——多半是另一批人考虑的问题。

褒扬青山绿水、明月清风的时候,我们拥有一套熟悉的美学辞令,例如“田园诗”或者“诗意地栖居”。然而,赞颂机器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理想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桃花源”,农耕时代的哲学不清楚如何表扬这些金属和电子元件装配的古怪作品。或许,“科学”、“信息社会”或者“现代文明”组织的表述与科学家一本正经的理性表情遥相呼应,但是,这些标准化的大词缺乏激情。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机器的宣传风格逐渐转向了时尚乃至暧昧。遥望故乡,寄语电话,怀念父母的亲情展示通常是电话广告自我推销的话语策略;手机刚刚兴盛的时候,广告商竭力放大的节点是“私密性”。手机广告抛出的观念是,手机有助于订制私人生活。当然,最具吸引力的私人生活是爱情。众多手机广告的画面均为一男一女神情缠绵地通话;这仿佛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观念,再也没有什么比手机更适合充当爱情道具了。显而易见,这种宣传风格的功效逐渐显现。不止一个地方报道了这种故事:一些年轻的夫妇悄悄地卖掉了出生不久的婴儿,目的是换回一些钱购买新款手机。没有手机的人不敢走上街头,没有新款手机的人不敢出入社交场合。女人的项链、戒指和男人的手表、皮带曾经是富贵的象征,现在已经一律改为新款手机。

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些新颖的机器登陆生活。如何为这些陌生的面容争取众多拥戴者?这时,广告商会精心派遣若干故事进入市场开疆拓土。不论各种故事怎么构思具体的情节,这个主题几乎成为共识:机器的每一次降临无不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的质量。汽车让我们跑得更快,飞机让我们跑得更远,没有手机或者没有电脑的日子几乎不堪回首。可是,如果没有设定历史的最后一站在哪里,谁又知道更快或者更远是不是南辕北辙?江雪独钓,细雨骑驴,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谁能肯定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更接近历史的目的?

我想说的是,当生活的质量纳入机器发明的逻辑时,生命是不是即将成为机器的俘虏?

第7页 :机器之瘾(四)

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 《 我们生活在机器中 》。无论是枪支、汽车还是电视机、空调机,谈论各种机器的时候,我并没有产生多少反感。

高耸于工地的大吊车千百倍地放大了我们的臂力,笛声长鸣的火车或者轮船携带我们周游世界,这没有什么不对。的确,汽车不仅是一种运输工具,同时还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学。口袋里藏有一把汽车钥匙,我们可以随时驶上高速公路奔赴远方,轻而易举地将祖先、传统和故乡的土地抛到遥远的身后。车流滚滚,这种机器塑造的是无根的大无畏性格。树挪死,人挪活,将一双泥腿从一亩三分的自留地里拔出来,无拘无束地闯荡天下,这不就是现代社会推崇的开拓精神吗?

“傻瓜相机”是一个有趣的通俗昵称。“傻瓜化”的特征表明,机器内部的微型电脑负责处理种种技术细节,主体可以从繁琐的技术训练之中解放出来。“傻瓜化”机器的最新产品是狙击步枪。依赖步枪内部配置的电脑,一个从未使用过枪械的人也能在千米之外射中目标,命中率几乎为百分之百。由于这种步枪的问世,成千上万的狙击手突然现身于战场,战争的形态肯定要另行设计。另一个“傻瓜化”机器的代表作是3D打印机。设计指令与软件驱动之下,打印机可以完成任何作品,无论是一个造型奇特的雕塑还是一幢形状怪异的大楼。因此,那些手艺精良的工匠很快就要无所事事了。机器的智能程序自动地完成了大量常规工作后,我们的任务仅仅是监视仪表,必要时敲一敲键盘。主体技能的普遍退化削弱了个人的性格魅力,一些思想家将这种状况形容为后现代文化。

不论现代还是后现代,这些堂皇冠冕的概念从未引起我的不安。事实上,我的不安是由一个电话带来的。那一天我正在忙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接起电话之后,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广告腔调:“对不起,打扰你一下…………”随后是一个贷款的广告。我气得大吼一声:“你的确打扰我了!”随即将电话挂上。不到两秒钟,手机铃声再度响起,还是同一个号码。我估计对方企图恶语相向,不再接听电话。手机铃声不屈不挠地持续,仿佛表演强悍的进攻性格。我突然意识到,众多机器已经侵入狭小的私人空间。这或许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从火车、轮船、汽车到形形色色的军械武器,众多机器涌入公共空间,形成了钢铁的工业社会。这些机器显然不能摆放在私人寓所的客厅里,谋划或者干预我们的生活。寓所之中可以种树栽花,喂猫养狗,通常不会考虑安装一辆吊车,或者架起一门大炮。我们的私人生活游离于机器能量的掌控之外,自由自在。现在,这个区域的栅栏终于被机器踏倒了。

侵入私人空间的第一部机器是不是手表?或者,先是怀表,继而手表,总之,一台袖珍机器悄悄潜入私人空间,占领了一个贴身的位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粗率的计量仅仅将时间分为白天与黑夜;手表的秒针不仅将我们的日子切割为许多均匀等分的细小格子,而且造就了一种精确的性格。没有这一台袖珍机器的训练,我们的行止起居不可能详细到以分乃至秒作为时间单位,短跑或者游泳比赛那种几分之一秒的较量如同天方夜谭。尽管如此,手表的最大功绩是将私人空间纳入公共社会。由于手表的广泛使用,一个社会终于可以制定共同遵循的火车时刻表、上班的钟点以及各种约会的时间。这是农耕社会转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前提。如果说,春夏秋冬的季节划分、清明谷雨的节气区别和算命先生索取的八字生辰仍然顽强地坚持农耕社会的时间体系,那么,工业社会只承认手表指示的机器时间。

如今,各种机器几乎占领了私人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人都在机器操纵之下生活。洗衣机,空调,电冰箱,电视机,微波炉,电磁灶,诸如此类的机器逐一分解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部分,重新修订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手机与电脑大规模扩散带来的一个历史转折是,人与机器相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人与人相对的时间。马路的人行道与斑马线上,公寓楼的电梯里,火车站或者机场的大厅,医院候诊的走廊——总之,公共场合的多数人都一头扎进了手机或者电脑。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疏于面谈而热衷于QQ交流;同一个屋檐下的夫妻相互发送手机短信通知开饭的时间或者哪一位负责洗碗;一对情侣相约共进晚餐,餐桌上的大部分时间是一边吃菜,一边分别阅读各自的手机;寄宿于学校的孩子周末返家,第一件事就是扑到计算机上利用互联网打游戏——他们没有兴趣和父母哪怕聊天十分钟。专家开始在报纸上撰文大声疾呼,手机与电脑正在成为瓦解家庭的元凶。作为一种佐证,一些女人埋怨说,她们的丈夫宁可在沙发上一两个小时地摆弄手机,也不肯花费五分钟和她一起晾晒衣服。因此,这种统计数据的公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女性对于机器的迷恋超过了男性。当然,专家诅咒机器的不祥声音并没有吓住哪一个人。“机器依赖症”仍然如同瘟疫一般扩散,机器之瘾与烟瘾、酒瘾乃至鸦片之瘾异曲同工。

可以听到许多抱怨,手机犹如无远弗届的电子枷锁。隐藏到遥远的郊外,或者,躲入一个偏僻的小茶楼,令人烦恼的公务和私事仍然搭乘手机信号循迹而至,急促的铃声鞭子般地抽打我们的脆弱神经。尽管如此,所有的人仍然随身携带如此讨厌的机器。出门偶尔忘了,半小时即会心神不宁甚至心慌意乱,如同世界缺了一角。的确,我们已经是机器的奴隶,即使意识到重轭附身也无从摆脱。

第8页 :机器之瘾(五)(六)

我还曾经说过,一只蚂蚁是一个生命,一架航天飞机仍然只是一部机器。生命与机器永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我愿意反省自己:这个观点正确吗?

灵魂代表了生命的本原。物质的原子内部找不到灵魂,这是我们鄙视机器的最终理由。当然,另一些人拒绝灵魂之说——别提灵魂重二十一克或者三十五克之类的流言,解剖刀从来没有从动物的大脑内部找到灵魂的痕迹。所以,他们宁可谈论人与机器的智能区分,例如著名的图灵测试。阿兰·图灵是英国数学家,他提出了一个测试机器智能的设想:考官与所欲测试的机器和人分别处于不同的房间。考官随机提出各种问题,机器和人分别回答。如果考官无法判断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答案来自机器还是来自人,那么,这一台机器就拥有了与人相当的智能。据说,目前已经有俄罗斯专家设计的一台电脑即将跃过区分人与机器的龙门。

这将发展出某种恐怖的故事吗?我们和机器一起存款或者乘坐公共汽车会产生哪些危机?也许,机器的最大危险就是正确得可怕。正如一个儿童的站立平衡来自不断的摔倒,“自我”的形成也是来自无数的试错。所以,人类的智能包含了试错形成的迂回、跳跃、妥协、自我矫正以及出其不意的反击。相反,机器往往以钢铁般的意志执行程序认可的正确意见,没有任何回旋的“人情味”。“1+1=3吗?”“错误。”“1+1=3吗?”“错误。”“重复一遍,1+1=3吗?”“错误。”——这是机器的回答。“1+1=3吗?”“错误。”“1+1=3吗?”“不是刚刚说过吗?怎么又来了?”“1+1=3吗?”“没空没空,别在这儿捣乱!”——这是人的回答,也是人的灵活、弹性与非直线反应。我们显然是在担心,机器的笨拙和固执可能在某一个特殊时刻变成了扼杀生命的铁腕。

当然,机器必将以钢铁般的意志自我改善。可以预料,不久之后人与机器之间的智能差异愈来愈模糊。一台号称“深蓝”的电脑已经击败了国际象棋冠军。也许,麻烦的是机器的情感指数。电子宠物是什么玩意儿?机器中寄存一只虚拟的宠物狗与花园里的那一只嗷嗷吼叫的小狗有何区别?没有飘拂的狗毛,没有粪便的臭味,不会弄脏地毯,不必上宠物医院打狂犬疫苗——同时没有真正的生命因而不会死亡。可爱的表情,互动游戏,关怀与生长,开始喜欢这种宠物狗的时候,我们的情感陷入一个灰色地带。我们不会为一束信息的死亡而哀恸,也不会为一个软件的衰老而伤感——我们的满腔爱怜只能献给一个生命。哪怕象征性地认可一棵树或者一朵花的植物生命,我们也不会接纳各种零件装配的机器。现在,虚拟的宠物狗制造了一个古怪的难题:这种工程师伪造的生命是不是正在偷盗我们的情感?

可以预料,如此强大的机器终将谋求生命形式的编辑权,这是机器吞噬人类的必然阶段。卓别林的电影 《 摩登时代 》 开始以喜剧的夸张形式陈述这个主题。工厂的流水线必须配备新型工人,他们操作的每一个动作无不得到详细的图解分析。标准化的动作删除了所有的多余部分,手臂的伸缩、扭动必须与机器的运转精确衔接。这时,身体终于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如果说,《 摩登时代 》 的机器讽刺了初期工业社会的粗暴,那么,另一部美国电影 《 超级战警 》 以科幻的形式讽刺了后现代社会的卫生与精致。史泰龙扮演的一位警察无意地闯入2032年,他的勇猛粗莽吸引了一个未来的女警。女警邀请他来到寓所,并且以天真的神情询问他是否愿意交媾。史泰龙扮演的警察赧然应邀。女警进屋取出两个头盔各自戴在头上;他们相隔两三米,衣冠楚楚地坐在椅子上,这即是2032年的性生活。那个时候,躯体的接触与体液交换均属违法,交媾的形式仅仅是利用脑波仪器交换性能量。现今的性行为仍然保持传统的肌肤相亲,不少人甚至不能忍受两具躯体之间存在一个薄薄的安全套。因此,当隐秘的性领域遭到电波和金属的全盘改造时,生命形式内部隐藏的灵魂不如说就是一台无坚不摧的机器。

那一天在电子商场,我看完了一部十来分钟的广告片——推销一种红外线控制的智能插座。广告片承诺,智能插座可以提供一种简单而有趣的生活。寓所里的热水器、空调、电饭锅等诸多电器悉数交给智能插座管理,主人回家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打情骂俏,然后赖在沙发上享受电视。我暗自一笑:夸张了吧;随后转念一想,或许我保守了。

我们的生活正在彻底抛开自然和传统,机器不由分说地安排了一切。

听说Facebook社交网站的时候,我的确有恍如隔世之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古老的约会方式终结了。谁还愿意钻入树影或者草丛,饱受蚊虫的骚扰?夜色如漆,众人纷纷遁入桌上的电脑终端屏幕,沿着细小的光纤抵达某个服务器,参加盛大的信息化装舞会。他们身轻如燕,无拘无束,身份与躯体的双双缺席带来了巨大的自由。三分钟可以激情如火,不存在地域或者财富、门阀的限制;一言不合立即下线,也没有喋喋不休的事后纠缠。身居斗室,须臾之间阅人无数,屏幕熄灭之后,眼前一张键盘、一个鼠标而已。巨大的时空转换片刻完成,机器制造的社交方式仿佛令人多活了几辈子。

效率意味了富余的时间。不过,机器赢得的时间只能奉还给机器。刚刚从Facebook下线的人多半没有兴趣悠闲地观花、赏月或者吟诵诗词,他们宁可看电视,或者在互联网上闲逛。如今的电视节目拥有百十个频道,几个频道稍稍耽搁就耗去了一个晚上;互联网上的笑话机智迷人,明星八卦悬念丛生,社会新闻图文并茂…………忙呵,他们终于淹没在机器提供的海量信息之中。尽管没有多少人公开承认电视机或者互联网是令人崇拜的精神领袖,但是,他们的生活趣味已经由机器隐蔽操控。“窗含西岭千秋雪”也罢,“竹摇清影照幽窗”也罢,“何当共剪西窗烛”也罢,“暗风吹雨入寒窗”也罢,“窗”的意象以及窗外的自然已经从视野删除,时刻穿插在他们生活之中的是各种型号的屏幕——电视的,电脑的,或者手机的。微软公司将他们的软件系统命名为Windows,中文译为视窗。的确,这些屏幕就是许多人窥视世界的电子窗口——他们的世界隐藏在机器里。

由于机器的完善设计,许多人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生活在室内。尽管若干健身器械表明了人类对于肌肉的残存爱好,但是,电影之中还是开始推出某种特殊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多半生活在一间幽暗的地下室,身材臃肿,面容苍白,通常坐在一张硕大的靠背椅上,周围摆满了各种电脑主机和闪烁的电子元件。他们表情迟钝,言语乏味,动作迟缓,但是十指出奇地灵活。电脑的键盘温顺地趴在他们的巴掌之下享受敲打,指尖与键盘的亲密配合恍如机器制作的色情。或许,电影导演的心目中,这些人物即是“工科男”的卡通形象。某部电影甚至将这种人物处理为斜躺在靠背椅子上的瘫痪者,身体的唯一活动仅仅是操作电脑键盘。这令人想起了伟大的霍金。的确,对于他们说来,只要脑子和手指会动就行了。

没有理由低估这一批人的创造力。生活正在退回室内,室外的大自然是不是丧失了魅力?上帝曾经说,要有光,要有日月星辰,要有海洋和陆地,于是,万物蓬勃;现在,年迈体衰的上帝似乎睡着了,一批工程师正在他的位置上勤勉地工作。他们企图制造另一个机器的世界,并且承诺这个世界内部所发生的一切无不如同公式般地合理。所谓的合理,就是指每一个人都像机器零件一样精确地安装在某个位置上,持续不懈地毕生运转。

我记起儿时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几个小伙伴一起唱一首童谣:“不许说话不许动,我们都是木头人!”然后静止瞠目,凝固不动,看谁坚持得更久。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这首童谣的乐曲将由机器播放,每一个人仍然行走自如,谈笑风生,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歌词已经修改——“我们都是机器人!”

第9页 :快!(一)(二)(三)

快!

统计可以证明,“快”是日常用语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快!”我们时刻催促别人,也时刻被人催促。没有人明白我们急着赶到哪儿去,但全世界的人都在互相招呼:“快一点!”

风驰电掣的轿车时速一百四十公里。外交大臣一个星期要访问五个国家。每秒运算几亿次的计算机已经问世。母亲来不及揩净孩子嘴角的饭粒就匆匆赶到了车站。公务员用肩膀夹住电话的同时手里还在不停地书写。宽带网的口号是极速世界。张爱玲广为人知的名言是出名要趁早。高速悬浮列车正在投入使用。每隔二十四小时就增加一万五千例新的艾滋病感染者。三菜一汤换成十元钱一客的快餐。艺术家正在抱怨被创新这条狗撵得连撒尿的工夫也没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虽然看不见上帝如何挥舞手中的指挥棒,但是,所有的人都察觉到,这个世界的节拍越来越快了。

偶尔翻一翻唐诗宋词,顿时感到古人的生活速度慢了下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种日子从容,悠长,恬然,可以慢慢地品尝和消磨人生的百般滋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即使愁绪万千,即使壮怀激烈,也没见到哪一个手忙脚乱,喘不过气来。“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不管怎么说,时间还是有充分的保证。

然而,这种生活现在已经连根拔除。现代人身体里面的马达似乎越转越快。他们再也接受不了古人的生活速度了。看戏曾经是古人的莫大享受。可是,如今还有多少人有这个耐心?台上一个小姐咿咿呀呀地唱,半天还走不出闺房到后花园与书生相会;若是在电视剧里面,她早就和小伙子上床了。一些人甚至觉得电视剧还是太慢。抽个休息日借回一摞子录像带,用快进键播放,仅仅在遇到说明剧情的对话时停下来听一听,大约十多分钟即可看一集。这才是令人过瘾的节奏。的确,不停奔走的现代人已经收不拢脚步——这个世界早就变成了一个匆匆赶路的意象。

其实,古人的日子之中也有风驰电掣的时刻。“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骏马和飞矢都是神速的象征。如果再夸张一些,可以提到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然而,古人体验的速度没有超出自然的节奏。水流花谢,月亏月盈,巨石滚下山巅,飓风掠过海滩,这时,慢或者快都看不出什么异常。如果企图突破自然节奏,那就必须动用某种魔术。《 水浒传 》 之中,“神行太保”的每条腿拴住两个甲马,念动咒语即可日行八百里;孙悟空更加神通广大,一个筋斗翻出了十万八千里。当然,魔术仅仅是一两个人的事,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孙悟空蹿得再快,唐僧还是得慢腾腾地享用他的九九八十一难。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是机器。机器制造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速度。特别是蒸汽机出现以来,整个世界迅速地被调整到机器的节奏之上。木牛流马换成了十轮大卡车。鸿雁传书换成了电报或者传真。快艇问世以后,古老的帆船又算什么?一列火车哐当当地驰过,强壮的骏马变得如此渺小。从联合收割机、冲床到飞机、电子计算机,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提速。尤其令人骇异的是,人类不仅计算出逃离地球引力的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而且制造出宇宙飞船逍遥地遨游太空,把那一颗缓缓转动的地球远远抛在后头。如同古人那样,我们还在吃五谷杂粮,生儿育女,然而,周围的日子仿佛正搁在一个愈来愈快的传送带上,就要让我们应接不暇了。

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七点九公里。速度的计量早就精确到秒。“秒”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十三世纪机械钟出现之前,人们肯定不会将时间切割成如此之小的方格。散漫的农耕时代,日出日落或者春去秋来是人们计算时间的方式。这种粗糙的时间观念只能产生相应的速度。今日事今日毕,办事的速度是以昼夜交替为时间单位。可是,自从“分”或者“秒”成为度量单位之后,世界不得不加紧自己的步伐。分秒必争,这种口号只能出现在钟表大规模普及的社会里。和蒸汽机一样,钟表也是现代社会的加速器。人们哪里是在替钟表上弦?其实,人们是在替世界上弦。

金庸小说之中的武林高手常常就是讲究一个快。郭大侠性格迟钝,可是出手如电,如此才能把降龙十八掌使得出神入化。古龙干脆就不具体地写了。他的大侠身形一晃鬼魅般侵上前来,对手还未看清招式,他已经点中了穴道又退了回去。总之,快就是制胜的法宝。这是动物世界遗传下来的生活准则。鹰击长空,虎啸山林,称王称霸的都是一些手脚利索的好汉。那些慢吞吞的家伙想活命就得有特别的绝招。乌龟有个硬甲。蜗牛有个硬壳。毛毛虫可以伪装成一片树叶。当然,如果拥有大象的庞大体积也行。

工业社会并没有改变这条法则。金庸和古龙的武林高手纷纷撤退,因为机器的速度更快。再好的身手也躲不过快枪的子弹。快仍然是机器时代的神话。幻影战斗机、鬼怪式战斗机或者米格战斗机,战斧式导弹、飞毛腿导弹或者导弹防御系统,较量的就是谁更快。

但是,工业社会还发明了另一条法则。这条法则被表述为“时间就是金钱”。进入工业社会,惜时如金这一类格言突然多了起来。人们没有理由浪费时间。农耕时代的生产必须听命于季节,机器却随时可以开动。人类就是在这个时候告别了寒暑节气而站到了工厂的流水线面前。机器的节奏代替了心率和脉搏。计件工资的出现彻底改造了身体的自然属性。工人的每一项操作都被详细地图解分析,删除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精确简练的手臂伸缩终于和机器的运转默契无间,甚至上厕所小便的速度也得到了以秒为单位的计算。机器成为效率的唯一注解。卓别林的 《 摩登时代 》 就是一部表现人变成机器的超现实主义杰作。

当然,我们的生活之中还保留了一些慢工细活。慢慢地研墨,在毛边纸上给友人写一封信;盘坐在树荫之下,支起鱼竿钓鱼;摆出刀具,在一方上好的寿山石上刻一枚印章;字斟句酌,反反复复地吟咏推敲两句诗;如此等等。然而,这些慢工细活已经渐渐地从日常生活之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速度意味了财富。如果想悠然地品一壶茶,听一段戏文,翻一本闲书,你就必须付钱——而且价格不菲。置身于越来越忙碌的工业社会,有闲的前提必须有钱。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的动作越来越快,手边的事情不是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文件堆积如山。日程已经排到两个月以后。会议一个接一个。摩擦和磕磕碰碰持续不断。许多时候,我们恨不得给地球装上一个新的引擎,让它转得更快一些—— 一天转出三十六个小时来。结局当然可以预料:记性越来越坏,血压越来越高,脾气越来越大,睡眠越来越糟糕,情趣越来越少,语言越来越贫乏,终于只会说一个字:快!

第10页 :快!(四)(五)

回过身来看一看舞文弄墨这个行当,我们惊骇地发现了来势汹汹的“写作加速度”。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仿佛有鬼追在后头似的。现今,三流作家也敢于夸口著作等身。我们的写作也要跟上机器的节奏吗?

古人一笔一画地把文字刻到龟壳、骨头或者竹简上。只有重大事件才有可能得到书写。即使有了毛笔和纸张,下笔依然慎之又慎。“匆匆无暇草书”,龙飞凤舞的背后绝不是草率。字斟句酌,深思熟虑,惜墨如金。古人习惯于把思想简约地表述出来。三句话压缩成一句话,余味深长,这不可能写得太快。推敲多了就成了诗。诗是炼字炼句,犹如道士文火炼丹。“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朝被形容为诗的帝国,全唐诗不过四万两千多首。了不起四五百万字吧,现今一个普通作家就可能达到的产量。

印刷机骤然地解放了作家的写作生产力。机器又一次左右了思想的生产。报纸和平装书拥有巨大的文字容量,钢笔和圆珠笔及时跟进。这一切怂恿了飞一般的写作速度。写作的神圣感已经无影无踪,作家宁可自称“码字的”。许多作家日产五六千字,两三个月一部长篇小说。专栏作家每天都有文章见报;太阳底下无新事,可是他们一提笔就有话可说。形形色色的读物潮水般漫过,几乎令人无法呼吸。文字产品大量过剩,那些字字珠玑的古典名著只能打折——它们被迫以简写本的形式传播。

所有作家都加快了写作速度,文学的空间拥挤不堪。新生代作家大声抱怨找不到座位。他们背过身去嘀嘀咕咕:那一批老态龙钟的家伙怎么还舍不得退役?老古董早该过时了。这时,文学不是跨越历史的不朽之作,文学成了一茬一茬按季节出售的蔬菜。曹雪芹撰写 《 红楼梦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按照现行的标准,这种作品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衰老。“各领风骚数百年”是古代作家的周期,新生代的理想是“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各领风骚三五天”。据说,现今每天平均有两部以上长篇小说问世,最新的文学纪录是五岁的孩子成为长篇小说的作者。神童哪需要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老教条已经适应不了二十一世纪的写作速度了。

幸好网络开放了一个巨大的场域。积压的文学产品发现了一个新的展厅。这才真正是一个炫耀写作速度的地方。语言粗率,情节单纯,速记符号和错别字一拥而上。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付费上网,网络上只能匆匆地写作和浏览。我手写我口,想到什么说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手指在键盘上跳跃远比握住一支笔灵巧。写字的速度又一次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提高。大部分作者从未想到竞争经典的荣誉,他们丝毫不在乎“速朽”。不论写作还是阅读,不就是图个痛快吗?——他们甚至把写作比拟成不是为了生殖的射精。

纸面上千言万语,内心空空如也。太快的写作已经把思想洗劫一空。这是一个写得多想得少的时代。若干年之后回想起来,我们记不住作品的内容而仅仅记得住篇名,甚至记不住篇名而仅仅记得住作者姓名。也许,除了数字,我们什么也记不住——我们只记得出版过十万部长篇小说和一千万个短篇小说!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爱情是一种悠长绵密的生活。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话,一种脸色,一次邂逅都值得反复解读。试探,回应,闪避,犹豫,挖空心思,欲说还休,蓄谋已久,一见钟情——生活的全部细节一概变得富有意味了。爱情的实质是慢。等待,回味,揣摩,小小的赌气,长长的思念,“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爱情的典型话语是“海枯石烂”、“一生一世”、“坚贞不渝”——恨不得不计时间。

男欢女悦的另一种生活是性爱。性爱的实质是快。性爱叫作“片刻之欢”,“销魂的一瞬”,又叫作“苟且之事”,总之,短暂得很。性爱具有欲仙欲死的快乐,人们渴望性爱可以尽量延长。大部分性爱药物的意图都是延长做爱的时间。然而,药物的效果有限,人们只能不断地重新开始。肉身的快感仍然转瞬即逝,人们只能靠增加做爱的次数维持快感的记忆。上床、下床的频率越来越快,二者之间的爱情生活越来越多地遭到了删除。

现代人加快了生活速度,做爱代替了爱情即是一个证明。爱情要求耐心细致,缠缠绵绵,“为伊消得人憔悴”;相对地说,做爱程序简单,动作明快,完事之后一拍两散,没有多少心理后遗症。为了跟上生活的节拍,现代人尽可能抛弃各种辎重,轻装上阵。他们再也不想把爱情作为性爱的前奏,这种情节实在太缓慢了。性爱就是脱衣上床,不必有那么多羁绊手脚的枝蔓。男耕女织的时代渐渐逝去,家庭、传统、传宗接代的意义日益淡漠。这时,要求一个人停在某一个角落里,一辈子专心致志地爱另一个人,这太没有“现代感”。于是,我们发出了感叹:再也没有比做爱更容易的事,然而,爱一个人却很难。现代人频繁地更换性伴侣,种种性冒险、性快餐层出不穷。我们仅仅在快感的意义上互利互惠,传统的爱情已经消失。肉体的感官在花花世界赢得了无数的乐趣,但是,不会再有什么刻骨铭心。如果说,岁月如梭的生活不断地造就我们的无根之感,那么,揪心的爱情又怎么能挽留得住呢?

第11页 :快!(六)

快节奏的日子多半会产生轰轰烈烈之感。东奔西走,发号施令,快刀斩乱麻,手机响个不停,两天完成了一个星期的活计,走到哪里都有人扯住袖子请示、报告,这种忙乱的日子无比充实。我们就是在手忙脚乱之中和世界融为一体。不必计较多干活没有酬劳,越来越快的日子怎么说也是划算的。据说,现今人们每天的信息量相当于古人一年的所见所闻——这不是多活出几辈子来了吗?

然而,这只是一个错觉。狼吞虎咽往往嚼不烂。草草地掠过生活,许多细腻的部分消失了。从海南岛到哈尔滨,波音757只要四个小时。甚至旅行感还没来得及出现,我们已经从夏季飞进了冬季。可是,呼啸的飞行既看不清长江,也看不清泰山。古人骑一匹毛驴上路,歇歇停停地走了三个月。他们不在乎哪一天抵达目的地,但他们说得出哪里草长马肥,哪里风高雪厚。小桥流水,黄土高坡,只有一程一程地慢慢走过,人们才可能真正认识江山。否则,我们只不过认识一张地图。生活中的细节很重要。这些细节贮存了全部生活的沉重分量,无论是母亲的躬身咳嗽、乞丐的卑微眼神还是小官僚趾高气扬的步态。武侠小说快意恩仇,血脉贲张——可是缺少必要的细节。武侠们不必操心食宿,江湖上从来没有人生病住院,也不必给孩子洗尿布。所以,合上书本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立即明白这种生活是假的,爱或者恨都轻飘飘。可是,细节的体验必须慢慢来。太快的速度往往把细节当作累赘抛掉,生活仅仅剩下了梗概。

现在,许多人似乎被越来越快的生活速度魇住了。人们只能匆匆地瞥一眼远方的山峦或者天空的月亮,然后就埋头往前奔。快,快!——争先恐后的心情凝成了一阵强大的浮嚣之气。不论是历史蓝图的挑选、个人目标的设想还是迪斯科舞厅里急促强劲的节奏,人们都可以察觉到浮嚣之气的冲击。浮光掠影冒充见多识广,一目十行成了渊博,琴棋书画面面俱到又一无所长,朋友遍天下而没有一个知己。孩子们开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就明白,闯关夺隘靠的是手快——而不是深思熟虑。谁还在那里青灯古佛,面壁十年,那简直是不堪救药的落伍者。

大洋彼岸的一个教授提出了意味深长的口号:比慢。踏踏实实地读书,不要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从砍柴挑水做起,不要好高骛远,频频更换一些炫目的大口号,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可是,机器制造的节奏回响在每个人的心里,如同挣脱不了的毒瘾。我们常常按捺不住突然涌上来的焦躁,再也坐不住冷板凳,悬梁刺股也没有用。这个时候,返璞归真是一剂良药。只要回到虫吟鸟语、月白风清之间,回到云聚云散、落花流水之间,我们将和另一种节奏相遇。“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温习另一个久违的世界,我们会渐渐地平静,甚至大彻大悟。

第12页 :寡人之疾(一)(二)

寡人之疾

不止一个思想家将性与政治相提并论。纵谈天下大事的时候,常常绕不开身体上的某些器官。如果说,性是个人的私密领域,那么,公共权力从来没有放弃窥探、控制和监管的意愿。这就是历史。许多人听到了历史或者什么主义就开始打瞌睡,然而,如果告知历史或者什么主义是有性别的,他们立即会精神抖擞起来。

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已经远去。紧张的表情、千篇一律的服装以及“作风”问题的非议渐渐成为历史陈迹。庸常的日子来临之后,性成了一个惹人的话题。饱暖思淫欲,这句话儿一点不假。凡夫俗子还能聊些什么?新能源是奥巴马总统的演讲题目,草民只能在自己身上找一些特殊的能量。不就是被窝里的那点儿事吗?对了,就是那点儿事调剂了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联合国对于生态环境的辩论轮不上插嘴,经济学知识分子阐述的金融危机高深莫测,草民只弄得懂方圆一丈之内的事情。口袋里攒起几文小钱,偶尔也想到股票市场探访一下行情。倒是那些股票分析家深知民情,他们的启蒙讲解即是以“性”作为比拟。一则流传甚广的手机短信告知,A股与A片异曲同工,例如二者都令人亢奋,上下幅度都很大,诱人达到高潮之后一泻千里,多数都会被套牢,如此等等。不要一本正经地将性从生活之中删除,性从来就没有从我们身上消失,而且正在广泛地涉及美学、医学、体育健身以及电子信息等尖端行业。

有趣的是,身体是自己的,快感无罪,这些放肆的观念显然是历史赐予的故事。革命带来的严肃气氛之中,一切私人事务均要交付集体舆论表决:消费习惯,美学趣味,服饰装束,饮食嗜好——包括围绕性爱的诸多细节。如今,社会划出了个人空间,隐私有权利避开他人的目光,性的问题开始交还每一个人自决。然而,现在的问题似乎在于,许多人正在刻意地将各种私密的情节摊到阳光之下。正人君子不再讳言下半身发生的事情,大众传媒公然传授性技术,众多艳舞演员的肉体仿佛迫切地企图从重重叠叠的服装背后冲出来。回想这一段历史,性是开放速度最快的一个领域。我们身体之中的某些器官被无限地放大,安放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无聊文人曾经大胆地概括,他周围所有的成功男人都在公开猎艳,而众多女士无不暗暗地期盼出轨。相对于昔日的拘谨和保守,性的主题正在从禁欲主义的深渊浮了上来,成为众人手里传来传去的皮球。

一个人一本正经地声称:除了上床,他与某个红颜知己什么都有了;另一个人哈哈大笑:连床都没上,还能有什么呢?一些家伙的眼里,爱情如同一个过时的迂腐话题,没有涉及性什么也谈不上。这是一种轻松的气氛,生活渐渐成了喜剧。

爱情具有一种珍稀的品质。心有灵犀,望穿秋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种故事不是每天遇得上。两个恋人相互拥有,他们的关系包含了不容侵犯的凛然,不可亵玩的圣洁。尽管如此,恋人之间的痴情日子还是如同薄薄的玻璃器皿一般易碎,甚至经不起一个陌生的轻轻触碰。所以,众多感人的爱情故事往往是悲剧,例如曹雪芹的 《 红楼梦 》,莎士比亚的 《 奥赛罗 》,托尔斯泰的 《 安娜·卡列尼娜 》,纳博科夫的 《 洛丽塔 》。

相形之下,《 金瓶梅 》 诙谐多了。西门庆见到了所有漂亮的妇人就迫不及待地掏出家伙冲上去,这种形象怎么会有庄重之感。至于薄伽丘的 《 十日谈 》,性时常是与笑话联系在一起的。生殖成了一个极其次要的主题,爱情被厌烦地剥离出去,这时的性无非是单纯的取乐。一个异性伴侣,片刻之欢,没必要将这么点事看得太严重。西班牙马德里路边那些正儿八经的小店铺里,几个欧元就可以买一套明信片。一张明信片上用卡通画画了三十一种做爱姿势。做爱场所看来是在海滩上,三十一对男女背后都架了一顶大遮阳伞。卧室里的事情搁到了阳光下,神秘感自然地消失了。

然而,如果性丧失了神秘感而唾手可得,大规模的淫乱必将威胁到家族、血缘和财产的稳定性。因此,社会不得不设计严密的禁忌系统封锁性的狂欢。现在的情况是,许多性话语将禁忌系统视为一个游戏的道具。无论是巧妙地逃脱了禁忌系统的阻拦还是被绊倒在地,这一切在性的叙述之中均是笑料。“在一个巴掌大的地方,犯了天大的错误”,这种话说得多么机智。笑一笑,十年少,这时,各种隐秘的欲望可以乘坐笑声出来短暂地放风。

我们没说什么,调笑自己的身体而已。这种调笑隐藏了一种生活姿态,自己为自己制造喜剧。悲情的时代已经远去,让那些爱情故事逼得涕泗滂沱又有什么必要?一个个都说想要放松一些,性不知不觉地开始扮演喜剧的主角。脐下三寸带来的快乐不仅在床上,而且弥漫在各种话语表述之中,充当诸多“无厘头”隐喻的来源。显然,这种状况已经成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症候。

第13页 :寡人之疾(三)(四)

允许我杜撰这么一个词:文化激素。

许多孩童的性器官远未开始发育,可是,四周的文化气氛卓有成效地促进了他们的性早熟。性意识提早觉醒,迫不及待地加入成人游戏——性进化的提速将造就早慧的一代,还是正在打开所罗门的瓶子?

很长一段时间,性是许多场合讳言的话题——我们往往用含糊其辞的“那件事”指代。一个作家在回忆录中说过:小时候他无意地发现了手淫的乐趣,即刻冲出门转告一大堆狐朋狗友。可是,他沮丧地发现,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就是不说。“红袖添香夜读书”是古人宣扬的美妙情趣,然而,读完书熄灯之后的故事消失了。剩下的事情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许多人在新婚之夜还是尴尬地一无所知。

现在,性知识已经全面地铺开。计划生育那一套技术众所周知,重要的是各种微妙的性趣味。性不仅是某一个器官的孤立活动,了解“性感”这个概念吗?精致的眉眼是不够的,还得有狐媚的韵味才行。身材,大腿,“波霸”与平胸各擅胜场,同性恋也得懂一些。如何叫床是一个相互切磋的技术。一个作家曾经在小说里写了一个笑话:某男抱怨太太缺乏情趣,做爱的时候不会叫床。太太不屑地一笑,有何难哉?日后每一次做爱,她双手拍着床沿大声叫起来:床啊!床啊!

若干年之前,街道成人用品商店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我曾经好奇地想,哪些人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进去啊?这当然是一种落伍的愚昧。然而,即使充分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如今有些情况仍然匪夷所思。例如,染上了性病——当然不是艾滋病——是一个可供炫耀的资历。我在宾馆的电梯里遇到一个醉醺醺的家伙。他对着手机兴高采烈地大吼:我的尿道已经感染了!在他的伙伴之中,有资格与妓女厮混肯定象征了一种不凡的身份。

不甘寂寞的大众传媒显然与这种生活气息遥相呼应。电视形象地图示乳房保养技术,卫生巾广告的竞争进入白热化。互联网里面性的信息铺天盖地,人机的单独相对促成了更为大胆的身体暴露。食品或者饮料之中过多的激素已经开始干扰孩童的正常生长,超量的文化激素怎么可能不介入他们的精神发育?现今,七八岁孩童的性知识远远超过他们的祖父祖母。幼儿园里的女童已经解风情,搔首弄姿,惺惺作态;男童省下零用钱买一朵玫瑰花,单腿跪下献给邻座。由于这些性知识还无法进入生理实践,孩童的表演一知半解同时又憨态可掬。这多少麻痹了父母,以至于他们常常夸耀子女的有趣。然而,如果有限的性知识指导他们以孩子气的口吻表述如下观点,父母当作如何感想呢?一个六岁左右的女童煞有介事地劝告母亲与父亲离婚,然后再找一个阔佬嫁了——这时她们就可以换一辆好一点儿的小轿车了。

电视以及各种大众传媒上的广告拥有两大主题:要么美容,要么壮阳。怎么没有人提出怀疑:这个社会的需求量真的如此之大吗?

减肥,增白,丰胸,祛皱,隆鼻,瘦脸,头发的款式,皮肤的保养,不计其数的服装和鞋子…………美容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耗资无数。巩俐、范冰冰、林志玲、舒淇、章子怡,这么多的美人偶像摆在面前,真是够女人们研习一辈子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仅仅是一个表象。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女为悦己者容。大众情人依靠美貌挣了个盆满钵满,那是遥远的理想;成了黄脸婆连身边的男人也哄不住,这可是一个致命的现实。要命的问题在于,年老色衰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人生阅历可以持续增加,工作经验可以不断积累,但是,时间是美貌的天敌。皱纹横生,皮肤松弛,这种事哪一个女人也无法幸免。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尽量推迟这一天的到来。这时,广告公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仙丹似的化妆品已经及时地出现在各大商场的柜台上。无数女人如梦初醒地掏出钱包——买!

就在女人疯狂地打扮自己的同时,隔壁的男人听到了另一个故事。少小离家,事业有成,如今不是哪一家银行的董事长,就是某一个企业的CEO了。多少年的拼搏之后,偌大的钱包已经足够殷实。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积劳成疾,身体上某一个关键的器官已经松弛无力。性能力可能在某一个早晨突然消失,这是潜伏在无数男人心中的巨大恐惧。美人如花隔云端,无能为力又有什么意义?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商场上的英雄,床上的狗熊,这显然有损于成功人士的形象。好了,如今发达的科技正在向他们献上一份厚礼。伟哥以及伟哥家族的药品源源不断地问世,一个更加坚强、伟大的性器官指日可待——掏钱的时候到了!

远见卓识的国际政治学家曾经指出,军备竞赛是军火商勾结帝国主义制造的一个旷世阴谋。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威胁姿态迫使许多弱小国家必须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国防力量。为了订购新一代的战斗机或者远程导弹,这些国家不得不节衣缩食,乖乖地将省下来的费用送到军火商的口袋里。现在,精明的广告商已经策划出结构相似的性别竞赛:抬出男人吓唬女人,搬出女人威胁男人,二者相互成为对方加价的理由。这时,哪一方也没有发现,幕后操纵的广告商正在得意扬扬地弹冠相庆呢!

第14页 :寡人之疾(五)(六)(七)

不少人专程搭乘飞机到香港观看 《 色戒 》,津津乐道剪掉的那几分钟“回形针”式的做爱。这当然仅仅是一种猎奇。据说,张爱玲写作这一部小说的时候表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征服男人通过他的胃,而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不啻于抛出了一个哲理性的问题:性的启动是身体主宰精神,还是心理决定生理?

境外的一个小型学术会议上,一个戴眼镜亚裔女教授——估计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对着麦克风慢条斯理地解释说:如果我在这里举着一撮阴毛,一根一根地剪断之后飘落在地,这些阴毛还是性吗?全场愕然,继而哄堂大笑。她要说的是,没有内心的启动,死寂的性器官并不代表性。美国的某些酒吧里,钢管舞娘常常三下两下地除掉身上的比基尼,仅仅在大腿上箍一条丝带。酒吧里的客人可以站在她们身边近距离地观看,甚至有说有笑地交谈,只要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往她们大腿的丝带里塞一张小面额的钞票。这无疑是性的表演,然而,钢管舞娘迅速地敞开的仍然是一个冷却的躯体。她自己与酒吧里的客人都无动于衷。

如果没有情欲能量的飞快积聚,如果没有内心温度的疯狂飙升,肉体走不了多远。对于那些相互厌倦的性伴侣说来,性仅仅是乏味的例行公事。仅仅在床上,仅仅是两个性器官无精打采的厮磨,所剩无几的激情只能将性维持在最小的区域。李昂的小说 《 杀夫 》 之中,性器官的沟通根本无法解除精神的屈辱。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女主人公用杀猪刀肢解了性欲旺盛的丈夫。

口腹之乐得到的尊重似乎不如性生活。大快朵颐,觥筹交错,脸红红地打了个饱嗝,世俗的烟火气十足。性生活可以用爱情装饰起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性纳入了某种崇高的编码系统。相对地说,吃吃喝喝就差多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一听就像是贪嘴托词。

然而,口腹之乐可以无私地与亲朋好友共享,没有多少人愿意一个人喝闷酒。昨日与几个弟兄闹市豪饮,今天和一个知己居家小酌,“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无拘无束,尽兴而欢。爱情监督之下的性就不可能如此潇洒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是性的守则。觊觎他人的性伴侣固然可鄙,慷慨地出让自己的情人也只会博得骂名。性所赢得的荣誉是忠贞不渝,从一而终。

按照通常的习俗舆论,性的交往是单行道,不允许任意分心旁骛。性快感的代价是抵押一个人钦慕众多异性的自由。如何封堵这一条单行道上的各种歧路,社会倾尽了全力。法律条款,道德谴责,财产损失;某种程度上,妒嫉心亦有助于防微杜渐。当然还有臭名昭著的贞操锁。一个达官的夫人唯恐丈夫在外面寻欢作乐,每日早晨坚持不辍要求与丈夫做爱。在她看来,有了这么一遭,年过半百的丈夫这一天再也没有能力另起炉灶了。这个故事只能如此收场:这位达官因为体力不支而告到法庭谋求离婚。

如此严密的防范,对手一定十分强大:欲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问世之后,我们堂而皇之地承认了欲望的存在。一项调查公布,接受调查的大部分英国妇女表示,条件合适的时候她们愿意出轨,理由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别亏待了自己。这个回答有些文不对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生命不可能始终安分守己。欲望如同一只野兽潜伏在意识深处,伺机而动,带来雪崩似的人生变局。

一个人离异多时之后再婚,周围纷纷称赞他的勇气。他豪迈地说,离婚都不怕,还怕结婚吗?

但是,愈来愈多的人怕的就是结婚。性快感从来就不是无偿的。性关系敲上了法律的钢印之后,解脱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通常,离婚远比结婚困难得多。正常的社会总是竭力维护家庭的存在。家庭不仅是人口再生产的作坊。一个社会的人员不至于像洪水似的突然涌入或者突然退走,众多的社会成员不至于动不动就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家庭的稳定作用功不可没。现代社会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无论是生存的机会、才能施展还是赢得财富,个人的空间愈来愈大,家庭的意义正在削减。许多活跃分子突然觉得,家庭如同一个甩不下的螺壳沉重地压在背上,令人窒息。家庭可以庇护财产,庇护孩子,庇护身份和荣誉,就是不庇护感情。离婚显然是现代社会提供的一个调节制度。如果将家庭设计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巨大的压抑或许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害。现在,愈来愈多的人从离婚这个缺口逃出家庭。新房的装修完成了,夫妻离婚——因为过多的争执伤害了感情;子女考上了大学,夫妻离婚——这时的夫妻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话题了;长假结束之后,夫妻离婚——因为假期里的家务事分配不均而彼此仇视。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简单:既然再也不想见到那一张烂熟的脸,为什么还要待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呢?

那么,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许多人期待一种没有负担的性快感。完事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不必麻烦地在爱情或者家庭的账单之中记上一笔。这至少是妓女行业存在的一个理由。召妓是推卸性快感背后的责任。只要付清了一次性的费用,出门之后双方就可以形同陌路。西美尔的 《 货币哲学 》 一书说过,用货币结算性关系即是掐断任何继续发展的可能——货币是一个公共产品,不存在与任何一个人的特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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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事偶尔也会出一点儿小小的差错。个别人物由于某种原因与妓女双双坠入爱河,以至于重返那个古老的模式——成立家庭。尽管这种状况通常包含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但是,多数人不愿意尝试。买股票买成了股东,泡小姐泡成了老公,这一类事情纯属倒霉的意外事故,悲夫!

第15页 :寡人之疾(八)(九)(十)

自古以来,性一直是权力的战利品。攻入城池,杀光男人,所有的女人拴在马上带走,这几乎是古代战争凯旋的例行形式。大权在握,除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还有数不尽的美色收入囊中。皇帝老儿权倾天下,后宫佳丽三千。当然,这种战利品的收藏和管理要复杂一些。金银财宝搁在仓库里就行,美人未必肯安分守己地待在指定的位置上。嫉妒攀比,裙带关系,争风吃醋,红杏出墙——娶了三妻四妾就免不了这些苦恼和煎熬。某些时候,这种战利品成了巨大的累赘,甚至将当权者拖下水。据统计,现今落马的贪官大多数与美色相关。前面几个打通关节的商人慷慨送钱,后面一大堆情妇竞相消费——这些贪官不外乎转个手。真是无底洞啊,一个贪官狱中的感叹语带双关。

显然,这些故事的主角是男人。手执权柄,耀武扬威——男人征服女人的数量包含了掌控世界的快感。但是,为什么只能是男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一天女人坐上了金交椅,她们的占有欲是不是如出一辙?事实上,武则天、慈禧太后都养了一批面首。一个著名的明星含泪申诉,他到某一个国家演出时,一个女当权者曾经传话叫他陪睡。

据说,生物的强烈本能是最大限度地遗传自己的基因,男人或者女人的性意愿无不隐蔽地服从一个原则:尽量展示自己的生殖潜能。男人倾向于滥交,因为一次射出的精子数量众多,仅仅交付每月排出一个卵子的女人有些浪费。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男人的生殖潜能足以匹敌四十八个女人。女人倾向于专情,与一个固定的男人保持关系有利于度过艰难的孕期和哺育后代。如果这种观念言之有理,那么,充当女人的性战利品远为难堪。男人渴望的是单纯的性快感;相对地说,这种欲望由于简明而易于打发。女当权者一旦在性欲之中混入了某种心理期待——这些情绪往往是模糊的,易逝的,古怪的,甚至是歇斯底里和变态的,那么,她的性伺者常常由于不得要领而如同惊弓之鸟。对于那些强壮的、同时渴望利用性交易飞黄腾达的男人说来,这将是一种不寒而栗的经验。

典型的性行为是宽衣解带,赤裸相见,肌肤相亲,同床共枕。如果没有足够的亲密,完成这一切相当困难。因此,性行为开始之前通常存在一个预热程序。《 水浒传 》 之中,王婆曾经向西门庆详细讲解了勾搭潘金莲的诸多步骤。只要一个步骤没有走通,万事皆休。即使像西门庆这种莽撞的色鬼,仍然愿意按部就班地严格操作。所谓的预热,就是从示爱开始。

各个社会拥有形形色色的示爱话语系统。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暗送秋波、鸿雁传书,从茶饭不思、体贴呵护到万贯家财或者浪漫的玫瑰花,种种示爱话语都有自己的经典案例。曹雪芹的 《 红楼梦 》 之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展开了漫长的试探和暗示,司汤达的 《 红与黑 》 之中,暗夜花园里的于连一把抓过了德·瑞那夫人的手。这些示爱话语无不显示了时代风气和主人公个性。一个革命家在一封信中痛斥投机分子的软弱,然后在署名之余补了一句话:“顺便问一句,你愿意嫁给我吗?”异性战友的复信充分回应了他的观点,并且精辟地分析了时局的变化,最终在信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可以嫁给你——又及。”

不论示爱话语如何丰富,这种表述与礼节性的问候、致意边界分明。是否坠入情网,是否向某一个异性宣布“我爱你”,是否愿意与对方厮守终身,这历来是一个相当慎重的题目,没有多少人会弄错。可是,现在的许多迹象表明,示爱话语出现了某种混乱,以至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辩。

气氛的最初改变可以追溯至若干年前街头出售的一批贺年片。这些贺年片印上了一些叫人耳热心跳的词句,继而在新年之际纷纷寄给了众多熟人。种种私密的、甚至一字千钧的言辞丧失了昔日的分量而成了轻贱的花言巧语,肉麻而难堪。卡拉OK兴起之后,情况进一步加剧。诸多临时搭配的异性手执话筒情意绵绵地对唱情歌。四目相望之际,他们之间的羞涩与矜持荡然无存。到了大量俏皮的“荤段子”传入每一个人的手机时,我们的内心已经百炼成钢。这时所有的人都明白,谁还将性当成讳莫如深的题目谁就是傻瓜,谁还在乎那些甜言蜜语谁就是乡巴佬——可是,遗留下来的问题是,还有哪些缠绵的情话会在某一刻叫我们怦然心动呢?

近期舆论大哗的一件事是,某个明星刻意隐瞒已婚的事实而博取异性“粉丝”们的拥戴。有意无意地施展自己的性魅力,不即不离,若有若无,不温不火,分寸得当,这就是暧昧。上司与下属之间,政客与选民之间,演员与观众之间,商家与主顾之间,异性的暧昧突如其来地拂过,微妙的好感瞬间促成了一件棘手的事务。显然,暧昧很大程度地诉诸智慧的控制,越界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局面。

现在,暧昧正在形成某种有趣的性游戏。性快感十分诱人,但是,性又是一个危险的火药库。猎艳或者出轨时常燃起无法扑灭的烈焰。多少人拥有冒险的勇气?对于那些拖家带口的庸人说来,安全的性游戏显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激动的喘息,发烫的身体,疯狂的搂抱与做爱,欲仙欲死的表情与种种体液,畸形的性爱导致身败名裂的风险,这些体验只能交付给电影或者影碟了。回到生活之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岸边,尽量不要湿了鞋子。肌肤之亲走得太远,语言的挑逗恰如其分——这就是游戏的安全警戒线。没有人再像初出茅庐的雏儿那样滥用“爱”字相关的辞令。男人放肆地恭维女士的美貌,并且以打趣的口吻表示,渴望美人的垂青却久久不能如愿,可悲呵——他们装模作样地叹口气。女人当然要投桃报李。她们娇嗔地抱怨对方想念的是别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伤心欲绝呵,她们的语调轻盈而俏皮。当然,这种游戏允许多人参加。三五成群地达成默契,不由分说地撮合一对孤男寡女,妙语连珠加上起哄嬉闹可以令当事人百口莫辩。几个回合的斗智斗勇,我们得到了某种隐秘的满足,生活在哈哈一笑之中归于平静。

现代人的心越来越浅。这里已经搁不住婚姻的责任,也积聚不起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的冲动,甚至没有动力构思一个缜密的阴谋,利用婚姻套取财富。这时,玩弄一些小游戏倒是恰如其分。亲昵而不至于狎,这是情趣;露骨而不至于脏,这是智慧。动什么也别动了真情——动了真情就有可能伤入骨髓。有这个必要吗?于是,我们轻松地徘徊于这个暧昧的领域,浅尝辄止。爱情主义者将性当成了两个生命的接口和承诺,他们的做爱如同以命相搏,一旦上了床就承诺终生——让他们严肃去吧;妓女和嫖客将性当成了一次平凡无奇的消费,银货两讫之后,道一声别也不乐意——让他们庸俗去吧;我们中庸地待在这两批极端分子之间,试探、挑逗、躲闪、周旋,用夸张的风格模仿爱情话语,内心有时会掠过些许波澜,然后无疾而终。这就是一大批人无伤大雅的性游戏——年龄不限,甚至可以持续到耄耋之年。

第16页 :寡人之疾(十一)(十二)

拾壹

古人时常遭遇的悖论是,忠孝不可两全。受命于朝廷远戍边陲,家中白发苍苍的父母双亲只能先搁到一边去。

现代人顾不上这些大题目了。他们时常遭遇的悖论来自妻子的设问:船只正在下沉的时候,先救你妈还是先救我?对于这个疯狂的问题,迄今还未出现一个两全其美的答复。

某一部电视肥皂剧里的女主人公设计了一个略小一些、同时也更刁钻一些的悖论:一个男人怀里抱着甲女人,心里思念的却是乙女人——倘若可以选择,愿意充当甲女人还是乙女人?肥皂剧里的女主人公明智地选择了后者。她显然认为,精神的占有比肉体的占有更为珍贵。

但是,事情不可能如此简单。如同这个悖论的后续故事,电影 《 非诚勿扰 》 之中有一段有趣的对白。女主人公决定爱上男主人公,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女主人公表示,她的身体决不会背叛男主人公;但是,允许她的精神偶尔开小差,思念一阵她的旧日情人——这种思念的症状不过是恍惚一会儿或者心不在焉罢了。男主人公稍假思索之后提出的对等项目是,他的精神绝对忠于女主人公,然而他的身体抽空到别的女人那里蹓跶一下,如何?

女主人公断然拒绝。

电视肥皂剧的女主人公表现出某种精致的理性权衡,然而,这做得到吗?《 非诚勿扰 》 的情节显然更为可信——因为性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脱离理性而滑向了疯狂。

拾贰

齐宣王曾经羞愧地对孟子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如今的风气不同了,见了美女不动心的人才是有毛病的家伙。谈论性的问题没什么可耻。优游于这个领域,潇洒,机智,富于想象力,善于调笑别人,同时又勇于自嘲。拘谨呆板将成为无趣之人,一本正经可能引起公愤,至于矫揉造作简直是一种令人痛恨的品质了——伪君子通常会百倍地惹起他人捉弄或者冷嘲热讽的激情。为了跟上时尚,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作家坦率地表示喜欢美女。当然,他会不失时机地补充一句:看看而已——这种小幽默有助于修正一个老不正经的形象。令人惊讶的是,某些半老徐娘时常摆出一副放荡的姿态。她们甚至卸掉了半推半就的修饰,公然在办公室里询问谁陪她一个晚上——丈夫出差了。

可能没有多少人想到,医院成了性话语最为嚣张的地方。多少年之前,许多人只能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悄悄翻阅医学教科书,窃取一些可怜的性知识。现今,医学处理性问题的广告词百无禁忌。救死扶伤曾经是医院的首要主题;当前,医院的另一个任务是提高生活质量——特别是性生活。一所临街的医院在门口的电子大屏幕上打出口号:微创技术加长加粗,横断面倍增,再塑男儿英雄本色!

若干年前,我们常常到武侠小说之中查找“英雄”的注解。英雄练的是胳膊上的气力,进而躲在某一个山洞或者古墓里修炼旷世武功。某一个豪迈的季节,他们横空出世,称霸江湖,打遍天下不平事。如今“英雄”的含义不同了。他们修炼的是另一个器官,手术刀和药物远比那些武功秘籍奏效。也许,这些“英雄”的志向仅仅是称霸床铺,他们哪里还有兴趣操心温柔乡之外的变幻风云?

第17页 :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

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

一个作家说,阳台是伸向空中的半岛,另一个作家说阳台如同乳房,我愿意为这些形容而每天到阳台上那一把帆布椅子上坐一坐。阳台上总能看见一群灰白的鸽子在空中无忧无虑地翻飞俯冲,仿佛和我有约。很久以后才明白,它们是被驱赶到天上去的。那幢细木条和油毡布的鸽楼搭盖在一座屋顶。一个人站在那儿用力向空中的鸽子挥舞一条绑在竹竿末端的红布条,气势绝不亚于草原上挥舞长鞭的牧马人。十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许多平房的曲折瓦顶,一些瓦片刚刚换过,上面压着新的红砖。

站在阳台上俯瞰,不由自主地渴望知道底下那些平房里的人们怎么生活。每一扇窗户如同一个小型屏幕,阳台是我的包厢。一天上午,平房里一对夫妇吵出门来。丈夫站在庭院里用很难听的话骂妻子,妻子不时愤怒地反唇相讥。他们的儿子突然冲出来用小拳头捶打父亲。愣了一阵的丈夫开始反击的时候,妻子一面竭力遮挡丈夫落到儿子身上的巴掌,一面厉声地责骂儿子。最后的结局是,三个人一起携手走回他们的平房。我趴在阳台的栏杆上津津有味地看了半个小时。

我所居住的这个社区包括了五幢二十层的公寓,两幢八楼的公寓。七幢楼房马蹄形地排列围出不大的庭院。阳台上可以看到一条小河流过社区边缘,犹如城堡前面的护城河,可惜门口的水泥桥不能像吊桥似的掀起来。阳光下碧绿的河水缓缓流动。偶尔会有一叶扁舟漂过,一个戴了大斗笠的人慢悠悠地打捞浮在河面上的塑料袋和烂菜叶。我站在阳台上用力将一只放生的虾扔到河里。抛物线即将抵达河面上空之际突然折断,那只虾笔直地落到了河边的草丛中。水泥桥的对面是一间理发店,门口常常停一辆嫩黄色的小轿车。车主喜欢将四扇车门和行李厢的盖子统统打开透气,高处看起来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翘起尾巴正在发情的小公鸡。

这一带曾经是绿油油的菜地。当年一条大马路从外围包抄了过来,这种小村落一下子成了城市半径之内的飞地。搁下了肩上挑菜的担子,菜农们渐渐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社区前面一溜密密麻麻的小店,肉包铺,鞋铺,五金店,海鲜摊子,水果店,小吃店,修锁的和修电视机的,铁皮卷帘门上锈迹斑斑。小巷的两边绿树成荫,一些汉子穿着松松垮垮的背心坐在路边粗糙的水泥长椅上,一边搓脚丫一边神聊。附近有一座小庙,据说始建于唐朝。庙墙刷成了呛人的粉红色,小小的正殿内香烟缭绕,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响起一阵钟声。空地上有一棵大榕树,树荫之下时常有三两桌的麻将。

这一带居民仍然保持了传统的乡野之气,不时就会有些桀骜不驯的家伙狠狠地打一架。三天两头警车呜呜地冲进来。有些案子其他地方不一定见得到,例如女儿一刀捅在父亲的肚子上,原因是父亲错怪她吸毒。女儿在局子里做笔录时仍然抖着二郎腿,满口粗话骂骂咧咧。受伤的父亲不肯上医院。自己用一块白纱布血迹斑斑地捂在肚子上,然后搬一张躺椅躺在门口,一面晒太阳一面向路人控诉女儿的不孝。河流和菜地曾经是繁衍蚊虫的大后方。石板上一扭一扭的蜈蚣如同模特儿走猫步,毛毛虫从树枝上悠闲地挂下来,蟑螂在锅台上爬来爬去,墙角的一队蚂蚁不慌不忙地向某一个不知名的洞穴进军,几只花脚蚊子聚在屋角嗡嗡地议事,说不定偶尔还会有一条菜花蛇从容地蜿蜒而过…………突然,七幢高层公寓昂然地拔地而起,如同站在阳光下的七个巨人。钢筋、水泥、闪闪发亮的瓷砖、工程塑料管道和散发出胶水味的人造板拼凑出另一个奇怪的空间。对于仰头打量的左邻右舍和迷失了方向的蟑螂蚂蚁说来,高楼的躯体内部存在许多不可知的秘密。这幢楼里有多少扇门?每一扇门后面关闭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一套豪华的住宅,一个用于情人幽会的小套间,一间装满仪表的水电房,还是一个仅仅堆放了两个拖把和一个水桶的小杂物间?夏天的夜晚会有几台空调机同时启动?多少台电表开始疯狂地旋转,空调机排出的热气如何在夜空激荡,从而在高楼附近形成回旋的气流?每一幢楼里有多少张床铺?多少对男女的同时交媾将在高楼的空气中形成某种秘密的节奏?皓月当空的时候,几个人正在临窗长叹,思念故人或者怀想远方?他们在下半夜梦见的是故乡的槐树还是北极的冰峰?

奇怪,为什么从来不愿意像游荡在街头或者广场那样游荡在社区?为什么总是匆匆地钻入电梯,急不可耐地按close键?电梯缓缓地行驶在大楼的腹腔,十楼以上是食管,十楼以下是肠道。每层的电梯外面都是一个幽暗的公用门厅,但是,没有人会在这里悠闲地聚谈,更没有人会在这里袒胸露臂地摇扇子。无数的楼梯、走廊、过道仿佛形成了一个令人惊惧的生疏空间。走出电梯的人总是叮叮当当地掏出钥匙,几声空洞的脚步之后砰的一记关门。那一天有个陌生人站在门厅里询问1025房在哪里。我告诉他十楼没有1025房,对话的时候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疑问——我不相信他的问题,他不相信我的答复。他一定揿过几家的门铃,没有人开门。但是,我相信有人正躲在门板的猫眼背后不动声色地观望。如果贴到猫眼上往里面瞄,就会看到放大镜后面有一个令人恐怖的大眼珠。

自己的公寓才是令人放心的私人领地。陌生人被坚固的门板阻隔在外面,只有自来水管、煤气管、下水道允许从地板的角落爬进来,从而保证这个封闭空间与庞大社会之间的循环。这些工程塑料制造的管道是这幢大楼的血管。一拧龙头,水流哗地喷出;抽水马桶轰隆地响过,秽物顺流而去。如果切断血管,这一套公寓就会枯竭,成为大楼内部一个坏死的器官。

这个社区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车库。驾车沿着昏暗的通道滑入,必须迅速摘下墨镜适应光线。有那么一瞬间,车轮与地面摩擦产生的噪音一下子轰隆隆地放大了数十倍。车位上停泊了一些轿车,有的已经落满了灰尘,寂静之中惨白的日光灯有些瘆人。如果不是一个看车的老头雕像般地坐在那里,逗留在地下车库会让人一阵阵心虚。这个部位如同大楼的巨大子宫。我在地下车库的天花板上看到了各种交叉的管道:粗的,细的,方形的,圆柱一般的,一些管道一节一节地用大螺丝衔接起来,另一些管道会发出呜呜的声音。大部分管道都被漆成了赭红色。

第18页 :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

进入公寓的第一个动作通常是打开电视机。人们习惯于龟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窥视那个巨大的花花世界。埋在公寓墙壁里的金属导线可以奇妙地将这个封闭的空间放大几百倍。电脑也是如此。我找到这个社区的网站。不少住户上网聚会,聊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物业管理的粗疏,甚至号召住户拒交管理费。不知电脑主机背后的那一根导线通向哪里,也不知道那些愤怒的、哀怨的、激情四射的或者粗鄙的言辞是从哪一部电脑上泄漏出来的。电梯里遇到的邻居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没有一个人像是会在网络上大放厥词的模样。

有一段时间,我的电脑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不用点击那个著名的E图标也能进入互联网。技术工人检查之后解释说,可能与另一台电脑无意地在某一个联结点串通了。一台电脑上网,另一台电脑就能秘密地共享一个互联网的入口。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不太好的词:通奸。我盯住自己的电脑就像拷问一个不贞的荡妇:另一台神秘的电脑情侣藏在哪一个房间里?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线索,我只能无奈地在键盘上敲出一句话:我们孤独地生活在导线时代。

当然,社区里还有另一种生活。

电梯行驶在一楼到六楼之间,我明显地感到这一截楼房的温度似乎比其他地方高。当地的拆迁户集中居住在这几层,这是另一个闹哄哄的区域。这些住户都是乡亲、邻居甚至亲戚。他们同宗同姓,一同挑担子卖过菜,也曾经吵嘴骂娘,挥舞长长的勺子互相泼大粪。现在,他们共同搬进封闭式的楼房,安上防盗门将自己反锁在一个个方格子里面。这解气得很。妈的,老子也住起了楼房,也乘得了电梯——他们的确频繁地搭乘电梯,如同孩子迷恋公共汽车。

然而,拼木地板、抽水马桶或者一闪一闪的电视屏幕很快就让他们感到了憋闷。于是,他们重新开始呼朋引类,互相串门,你端过来一盘饺子,我回赠两棵白菜。一户来了客人,整个楼层都热闹起来。有一个下午,五楼的狭窄楼道竟然成了宴会厅。八九张八仙桌挤挤挨挨地摆在一起,煎鱼、炸年糕、炒白馃和烈酒的味道混成一片。东家端出一盘爆鸡丁,西家端出一盘醋熘带鱼,敬酒、划拳和孩子的尖叫一阵阵地拍打在四面墙壁上。桌上的男人吃得满头大汗,女人们一层一层地坐在楼梯上洗菜和涮碗筷。至少这个下午,家家户户的门都无拘无束地敞开了。

我敢肯定,社区里的麻将馆就是在这些住户的怂恿下开张的。一幢高楼的底层腾出一个大房间,二三十张麻将桌顺序排开。麻将馆的天花板特别低,日光灯下烟雾腾腾,哗哗的洗牌声制造出喜庆的意味。社区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可以随时进来摸几圈。外面的精彩世界现在已经由系领带的年轻人打拼了,他们只能懒懒散散地披一件家常的布衫在牌局之中消遣时光。当然也会计较输赢的那一点小钱,但更重要的是有事情占着手,斗斗嘴或者发几句牢骚旁边有人听着。大拇指摩挲“二饼”还是“八万”,窗外到底是落日还是雷雨就不去管他了。

如果社区里也有年轻人痴迷于此道,那更像是一种对于伟大事业全身心地投入。那一天遇到社区的保安握一把手电筒四处巡查,身后跟了一条威风凛凛的大狗。我询问是不是增添了新的装备,保安无奈解释说,四楼的一对夫妇没日没夜地鏖战在牌桌上,他们喂养的这条大狗只好托付给他了。

死亡事件的来临没有任何预兆。那个从十七楼跳下来的女人事先并没有什么异常。这幢楼里的一个住户言之凿凿地说,这个女人上楼之前曾经和她打过一个招呼,笑容开朗明亮。当然,日后也有人回忆说,这个女人已经神情恍惚了一段时间,有时会呆头呆脑地坐在小河边晒太阳,一言不发。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跳楼的充分理由。女人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可以肯定的是,家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纠纷,她丈夫出门打工去了。

没有人说得清她从十七楼跳下来的准确时间。大约是午后那一段昏昏沉沉的午睡时间,没有太多的人追究那一声砰的巨响。根据事后的猜测,女人从容地由电梯抵达十七楼,攀上门厅里的一扇小窗户,纵身跳了下去。这扇小窗户下面是一个狭窄的通风井,女人先是砸到十二楼的空调机,改变了下坠的线路之后竟然落在一楼阳台的边缘。我下楼来到现场的时候,尸体已经运走一会儿,警察刚刚撤了隔离的黄带子。一个穿制服的社区保安脸色煞白,一大堆打听消息的人群七嘴舌地将他围在核心。

我始终没有听到这个事件的正式解释。十二楼那一台空调机歪斜了很长的时间,一楼的阳台上挂上了红布条驱除晦气。如果一个人面带笑容地从十七楼跳下去,她一定听到了某种神秘的召唤。众多的交头接耳和窃窃私语之间,一个秘密的结论风一样地拂过:这个女人鬼魂附体了。她婆婆前来收尸时不断地干号:“作孽呀,怎么盖这么高的楼,作孽呀…………”估计她的意思是,因为有了这么高的楼,她的媳妇才从上面跳下来。

听说,声音发出之后并不是坠落在地面,被松软的泥土所吸收;相反,声音如同断线的风筝向上飏起,渐渐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各种形状不一的声音常常掠过十楼的窗口,疾速飞翔而去。譬如,马路上遥遥传来的出租车喇叭声边缘清晰,如同鹅卵石一样坚硬;而救火车的警笛弧线优美,波涛汹涌。

这个城市里有一些骑自行车招揽生意的人。他们在自行车龙头上安装了一个半导体小喇叭,喇叭里不间断地播放拉长声的录音:“修理高压锅,煤气灶,热水器,清洗抽油烟机——”;或者“蟑螂药、老鼠药、蚂蚁药——”这些声音扁平干燥,如同一根鞭子不屈不挠地抽打在十楼窗户的玻璃上。有时,这些喇叭里播放的录音是“馒头,馒头,山东馒头”,声音胆怯短促,如同惊慌的逃犯。附近一户人家死了老人。出殡之前,这一户人家请了一个民间乐队整整演奏了一个上午,乐曲丰富生动。哀乐仅仅是一个插曲,《 春天的故事 》 《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我?”“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些歌曲才是主调。一串串高亢的旋律争先恐后地从瓦缝里钻出来,闪闪发光地盘旋在如洗的蓝天。

相反,这幢楼里的声音往往模糊,暧昧,黏黏糊糊,若有若无,让人摸不清声源。一阵风呼地刮过,什么地方有几声钝重的关门声。我总是弄不明白这些声音来自楼上还是楼下,东面还是西面。一段时间,竟日都可以听到一个老头的呻吟,忽高忽低,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唉声叹气。我断定这个老头就在阳台下的某个地方。可是,一层一层地找下来,声音竟然渐渐远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深人静。但是,另一些声音开始放肆地从地底下爬出来,如同月光下横行在沙滩上的螃蟹。虫鸣蚊吟,鼾声梦呓,挂在墙壁上的几百台空调机一起发出雄壮的低吼,哪一个地方一辆轿车发动之后轻盈地滑走,一只狗呜咽似的吠了几声,一个老头几声饱经沧桑的咳嗽,如此等等。午夜时分,我多次被一些喧闹吵醒。仿佛有一些人刚刚从娱乐场所散出来,意犹未尽地坐在小河边说笑,声音清亮生脆。奇怪的是,附近并没有这种场所。有一个半夜我忍不住扒开卧室的窗帘向外张望,河边空无一人。

另一个下半夜,我突然听到厕所的墙壁后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我相信那墙壁后面可能埋藏了一条下水管道,但水声之大如同流过一条河。我惊慌地盯住那一面墙,一会儿担心澎湃的洪流破壁而出,一会儿又在想,是不是某些幽灵被砌在墙壁里——现在正是它们集体沐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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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没有多久,我就注意到这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模样,头发染成暗红色,走起路来肥胖的屁股一扭一扭;因为腋下的肉太多,短短的胳膊如同两截硬邦邦的木棒晃动在身躯的两旁。她几乎任何时候都活动在社区的庭院,什么热闹都要凑上去插一嘴,像是跟谁都认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她就会提一个篮子坐在庭院的石凳上择菜。我在心里暗暗地将她称为“社区西施”。“社区西施”的家景不错。丈夫是跑长途汽车的司机,同时还有几套房子出租,她当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赋闲在家。“社区西施”常常扯着自己的衣襟和别人探讨衣服的价格。因为不出门,社区的庭院成了她显摆新装的主要场所。她的声音出奇地大,炫耀之中仿佛要把谁比下去似的。

打情骂俏是“社区西施”的日常功课。一个秃顶的男人跟在“社区西施”背后,故作惊诧地喊起来:哇,身材真好!“社区西施”笑骂:滚远些,秃头了还这么风流!秃顶男人涎着脸说:秃头才危险,秃头有魅力呵,想不想试一试?你的那位不在家吧?“社区西施”转身举手作势要打,秃顶男人连忙躲开了。

我漫步穿过庭院,丝毫没有和“社区西施”搭腔的欲望。

为什么?我突然想问自己。

另一些女人在这个社区进进出出,许多男人装聋作哑,仿佛从来没有留意过她们,特别是在他们的太太鄙夷地撇了撇嘴的时候。怎么可能呢?

不知“流莺”这个称号源于何处,总之,这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指代。许多从事皮肉生涯的妙龄女郎在这个社区租了一套小公寓,也许是因为附近有许多家星级宾馆。社区里的“流莺”往往一口外地口音,相貌俊俏。夏天的穿着十分暴露,但服装的品味并不低。她们的年龄似乎都很小,二十上下,皮肤光洁,气质清纯,偶尔还有些“酷”——例如戴一副款式奇特的墨镜,或者蹬一双柔软的皮靴。“流莺”握着一部手机袅袅婷婷地从庭院穿过,不和任何人招呼,一副目不斜视的架势。她们肯定知道背后的指指点点,矜持是保卫尊严的一副脆弱的甲胄。

当然,这种矜持可以瞬间疾速地卸下。那天上午,一个女郎穿一套白绸睡衣倚在门边的玻璃窗上等人。我请她让一让路。女郎转身顾盼,秋水流波,柳眉粉面之间流露出训练有素的职业妩媚。的确,她们的矜持和风情是张牙舞爪的“社区西施”所无法模仿的。

“流莺”白天不出门,活动高峰是晚上的八点至十点。这一段时间,社区门口的水泥桥上常常泊了一些出租车等生意。一个出租车司机曾经说过一个情节:某天晚上,他从宾馆载了一个“流莺”回家。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她竟然借着微弱的灯光阅读英语课本。她毫不忌讳地告诉司机,自己是外文系的大学生。明天要考试了,得抓紧复习功课。她们往往孤身一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已被谎言剪断。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利用姿色、身体和性器官供养自己,她们似乎活得理直气壮。我打趣地问司机,有没有动了邪念?司机摇了摇头:问过价格,这种“流莺”不是他所能享受的。停了停,司机又百感交集地说:真是乱了。

社区里穿制服的保安知晓“流莺”的一切秘密。他们清楚每一个“流莺”半夜几时返回,有没有带人回来过夜。这些面孔黧黑、身躯茁壮的小伙子每个月收入不足一千,晚上几个人挤在单身宿舍里,性是一个迫切又遥不可及的主题。“流莺”们在眼前晃来晃去,撩得心痒难熬。姣好的面容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崇敬或者仰慕,如同电视屏幕上那些花枝招展的歌星;眼前是一些唾手可得的身体,只要口袋里有钱。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没有钱。

这幢楼房设有两部电梯。独自站地幽暗的门厅等待电梯,监测两个跳动变幻的红色数字如同监测高楼的心率。电梯的抵达就是拉开一个小型舞台的大幕。可以看到什么故事呢?几张木然的脸,还是一个美貌的邻居?一对亲密的夫妇,还是那几个叽叽喳喳的小学生?有时,电梯待在下面的某一个楼层久久不动,犹如一团噎住的食物。满腔怒火地从楼梯冲下去的时候发誓要痛骂一顿,看到两个情侣还在依依不舍地吻别只好蹑手蹑脚地走开。

电梯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这个狭小的方寸之地常常弥漫了一种无言的紧张。我有时很想写一本电梯社会学的小册子。一个打着鲜艳领带的绅士昂然而入,几个浑身汗酸味的装修民工就该往角落里退一步。如果有一身横肉、架一副墨镜的壮汉往电梯里一蹾,其他人将迅速地构思出某些危险的情节。一个英俊的男子与一个穿着吊带裙的女人单独相对的时候,某种微妙的较量开始了:是男人的贪婪目光灼痛了女人的肌肤,还是女人的浓烈香水呛得男人喘不过气来?许多时候,相遇在电梯里的人们完全将提防和戒意摆在脸上。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和我同时踏入电梯的人不愿意暴露他住在哪一层。他宁愿等我离开电梯之后再按某个楼层的按钮。多数人不习惯在电梯里从事闪电外交,短短的数十秒无法完成必要的交流程序。因此,默然相对是电梯内部的主要情节。这幢楼房的装修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一部电梯内部的木板包装还未拆除。为了避免沉默的尴尬,我常常转脸阅读写在木板上的种种小广告:送牛奶的,干洗西装的,磨地板的,卖家具的,每一则广告下方都附有电话号码。

一些感觉良好的人目空一切。他们在手机里兴高采烈地谈论一个私人的话题,进入电梯时嗓门丝毫不减。他们的不屑神情总是让周围的人感到自卑。电梯又不是上司的办公室,有什么必要无声无息地缩成一团?

对于另一些人说来,电梯似乎是一个活动的迷宫。我最为经常遇到的是一个老婆婆。电梯的门一开,她不是从某一个楼道冲进电梯,就是从电梯里冲到某一个楼道上,然后满脸疑惑地问第一个遇到的人:现在电梯是往上还是往下?

垃圾是巨大城市的排泄物。

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清理抛在城市角落里的垃圾桶,一辆辆大卡车将垃圾运到郊外填埋或者焚烧。拾垃圾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学意象,他们悄无声息地走动在城市暗角的阴影里。可以断定,我的如下想象肯定来自某些文学作品:大卡车轰隆隆地支起了车斗,塑料袋、饮料罐子、废旧的报纸杂志、破电视机、烂衣服、打碎的盘子和缺角的瓷砖滚滚泻下。一大批等待已久的拾垃圾大军蜂拥而上,他们手里的铁耙子开始了急促的搜索。

另一些拾垃圾的人是散兵游勇。他们单枪匹马地游荡在街道、社区,详细地侦察围墙的夹角、楼梯底下和公共楼道的边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电梯里经常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即是一个社区内部的拾垃圾者。

我不清楚老婆婆住在哪一层。她佝偻着身子,花白头发,暗灰色的绸布衫里面似乎只有一副支棱的骨架。多数时间老婆婆都在各个楼道闲逛,仔细翻检拐角处的蓝色塑料垃圾桶。大楼里的人们匆匆地出入,眼角的余光里不断有个灰色的影子晃来晃去。那一天我清理出一大捆硬纸皮堆在房门口打算卖给废品收购站,转眼之间全都不见了。半小时后又在楼道上遇到老婆婆,她见了我远远地转身就走。显而易见,硬纸皮是她卷走了。

第20页 :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

老婆婆的房子里一定堆满了垃圾。饭厅,厨房,桌子底下,床前,一摞一摞的废纸和饮料罐子塞满了所有的空间,酸腐的味道四下弥漫。她生活在垃圾之间就像一只蚕生活在层层叠叠的桑叶之间。每一天老婆婆都必须磕磕绊绊好一阵子才能从床前摸到门口。我曾经意外地发现,老婆婆有一个读中学的孙子——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步履轻盈地跨出电梯叫她奶奶。一时之间我有些不适应:小伙子身上的红色T恤、带有耳机的小录音机和名牌球鞋怎么能接受老婆婆的那一双裂得像树皮的巴掌?

不久前又一次见到老婆婆从庭院里经过,突然觉得她的腰似乎又弯了许多。背部隆起来,脑袋向前俯冲,走一步拖一步,干枯的身躯摇摇晃晃,仿佛一阵风就能啪地折断。

社区的庭院里来了一队迎新的人群,门口的保安甚至破例地允许两辆锃亮的小轿车尾随而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胸口别一枝花的年轻人显然是新郎,几个跟在后面的人手里捧着首饰盒之类的嫁妆。人群之中一个女人高声喊:新娘漂亮呀!众人齐声应和:好呀!女人又高声喊:姑爷英俊呀!众人又齐声应和:好呀!楼道里响起一阵鞭炮,人群在蓝色的硝烟之中鱼贯而入。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奇特的仪式。成功的爱情事件意味了百年好合,人丁兴旺,值得人们直起嗓门大声叫好。这时肯定没有人想到,失败的爱情又有什么后果?

那一天午睡的梦境是被持续不断的警笛强行搅散的。我在床上睡眼惺忪地叹了口气:警车又来啦?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另一桩死亡事件又一次突如其来地袭击了这个社区。

我是在下午出门的时候才知道出事了。又有一个人从临近大门的那一幢楼上跳下来。大楼周围再度用黄带子圈出隔离带,几个黑制服的警察还在那里忙碌。一堵人墙静默地立在黄带子外面,只有一个人悄声地指着二楼过道的一扇窗口说,那里还挂着死者的一只凉鞋。

据说这是一个殉情者。一个小伙子苦苦追求这幢楼里的一个姑娘,不知是第几次到这一幢楼里敲门?这个表情忧郁的小伙子肯定向姑娘表述过这种观点:如果无法和她的笑靥朝夕相伴,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已经无从猜测,这个观点来自即兴的冲动,还是斩钉截铁的誓言?另一个无从猜测的事实是,小伙子得到的是婉言谢绝、恶语讥刺还是一扇坚固而冰冷的门板?总之,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他像一只绝望的大鸟从楼上一头栽下来,磕坏了矗立的广告牌之后摔入了路边的草坪。

奇怪的是,现场根本没有发现小伙子所追求的姑娘。抬头望去,楼上的每一扇窗口都一模一样,人们甚至不清楚小伙子是从哪一层楼跳下来的。每一个楼层都住了许多花容月貌的单身姑娘,谁又有权力逼迫她们出面认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赶来收尸的是小伙子的父母。据说他们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带哭腔的女声断断续续地说,他们的儿子跳楼了。电话很快掐断,小伙子父母家的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功能。估计这是一部手机,查到了号码也没有意义。只要换一张卡,一切恩怨情仇都将彻底地删除。

最终警察有没有找到答案?不得而知。

人心浮动。

两个蹊跷的死亡事件令人不安。空气之中不时飘过诡异的气息。一些住户挑头组织一场祈禳。祈禳是启动一个神秘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可以上天入地,和鬼神对话。只有寺庙里的僧人通晓这种语言。他们将祈祷鬼魂安息,不要再惊扰防盗门背后一张张无辜的脸。募捐的广告公然贴在广告栏上,社区物业管理装作没有看见。灵魂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权限。

星期日上午的祈禳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僧人们头顶金冠,身披红色袈裟,在木鱼声里集体诵经。多数人丝毫听不懂僧人吟诵什么,但是,舒缓的长调隐藏了安抚人心的力量。

社区里居住了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可能是某个大学的外籍教师。这些高鼻子们常常撩开长腿走得大步流星,或者摇摇晃晃地骑一辆自行车,另一只手提了一兜的青菜。他们也在僧人周围看了一会儿热闹,然后耸耸肩走开。高鼻子拥有自己的上帝,教堂里的神父说的是另一种语言。

祈禳活动的结束是在晚上。我在阳台上看到,一个巨大的纸糊灯笼置于社区门口的水泥桥上,一阵焰火突如其来地升起,刺眼的亮光短暂地投射在幽暗的河水上。盛妆的仪式完成之后,人们就匆匆散去。没有人知道孤苦的游魂是不是在寂静的半夜光临过现场,享用祭品。

日出日落,水流花谢,日子一天又一天。

附记:近日,社区附近再度拆迁。工程队在一片民房内部发现了一堵古墙。考古专家迅速做出鉴定,这一段古墙修建于唐末,估计是闽王王审知筑的城墙。如此看来,社区前面的小河的确是当年的护城河了。于是,我站到阳台上的时候多出了一些想象——想象当年的古人怎样在城墙上听鼓角连营,看夕阳西坠?

第21页 :创作笔记二则(一、构思)

创作笔记二则——关于一部虚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壹、构思

怎么样,小说的开头还行吗?如何写出惊世骇俗的第一句话,这是许多作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 百年孤独 》 的开始。“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这是奥尔罕·帕慕克 《 我的名字叫红 》 的开始。我也曾在那儿苦思冥想多时,始终写不出如此精彩的句子。这就是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距离,不认账不行呵。

当然,这么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我从来没有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的雄心。事情的缘起很简单:我的写作欲望不合时宜地冒出来了,而且愈演愈烈。每一天下班精疲力竭地返回家中,仍然觉得必须为这个世界写点什么。明明知道风尘仆仆或者灯红酒绿的生活决不缺少一两本无足轻重的书籍,然而,我还是被写作的欲望——犹如一个秘密恋情——烤灼得坐立不安。事情的可笑之处在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并不清楚该写些什么。许多教科书表示,文学必须再现历史,听说巴尔扎克就是这么做的。我对于这个事实疑虑重重。巴尔扎克手中的那一支细细的鹅毛笔拼凑得出一望无际的历史吗?我不止一次地觉得,文学与历史搏斗犹如堂·吉诃德与风车搏斗。不过,先贤既然义无反顾地向历史扑去,我们恐怕也没有理由畏缩不前。堂·吉诃德就堂·吉诃德吧。那一天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街头,我破费了八个欧元买了一尊瘦骨嶙峋的堂·吉诃德木雕像。这一尊雕像现在还竖在我的书架上,仿佛暗示我的文学写作生涯——这将是一项自以为是同时又吃力不讨好的工程。

当然,如今文学对付的历史不再是汉高祖、唐太宗或者十八世纪的伦敦、巴黎,现在进入后现代时期。听说某些先锋人士正在提出“后后现代”,文学再不动手就要落伍了。然而,什么是后现代生活?这是世界上许多顶级理论家正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他们动用了许多奇怪的术语,例如不确定性,去中心,反本质主义,丧失深度,无主题的拼贴,如此等等。如果没有兴趣卷入这些术语挑起的思辨,那么,读一读弗·詹姆逊对于洛杉矶一个大饭店——典型的大都市景观——的描述或许有助于理解历史。詹姆逊看来,这个大饭店设计的入口、大堂、自动楼梯以及四座塔楼里的日本灯笼似的升降机无不破坏了传统的空间范畴。大部分旅客都在所谓的大堂里互相询问:柜台在哪里?大门又在哪里?感官和认知系统突然瘫痪,以至于无法根据总体设计找到自己的方位——这即是后现代。一个高瞻远瞩的著名理论家如此琐碎地描述大饭店的种种景象,这的确显示了罕见的耐心。不过,某些时候,那些毫无理论修养的人也可能一语中的。我曾经听到一个业余舞蹈演员说:后现代舞蹈吗?——哦,后现代舞蹈就是,手和腿全都从那些不可能伸出来的地方伸出来了。

这一切多少表明,后现代生活有些神出鬼没。种种传统的生活规律开始失灵。因此,为了小说的成功,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即是,构思一个后现代主义悬念。绝大部分人都是悬念崇拜者。儿时听外婆讲故事,不断地重复的一个短句即是——后来呢?悬念引诱人们沿着一个下坡愈滚愈快,欲罢不能,一直到故事终局的真相大白。所以,那些渴望读者拥戴的作家常常焚香祷告:主啊,赐予我万能的悬念吧!后现代主义加悬念——现今,这或许是一部伟大作品的核心技术。

悬念!悬念!我首先想到了众望所归的武侠小说。我研究过武侠小说的许多悬念设置诀窍。一柄宝刀惊现江湖,众多武林门派开始秘密查访——这是悬念;一代武林至尊溘然长逝,几个同门师兄弟各怀鬼胎,觊觎空出来的宝座——这也是悬念。然而,尽管李安的 《 卧虎藏龙 》 获得了令人垂涎的成功,我仍然觉得,武侠的故事愧对“后现代”概念。无论是武功盖世、快意恩仇还是义薄云天,这些故事与后现代的飘浮之感距离太远。我也曾经考虑写一部侦探小说。案件通常就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一具尸首赫然出现在一间出租房里,故事立即开始启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司法部门有责任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肯定是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惊心动魄,一波三折。可是,大部分侦探小说的结局已经锁定。我无法想象,一个侦探突然搁下了手中的案子,独自驱车浏览另一个城市,然后因为一个有趣的艳遇而移居国外——这时他已经把那个跟踪多时的杀人犯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侦探小说的所有线索必须穿入一个小小的针孔:破案。走不到这个终点的侦探小说仅仅是一个残废的故事。可是,这时的后现代又在哪里?必然的因果链条,坚毅的性格,由来已久的生活信念,激烈的对抗,这种环境怎么容得下恍惚迷离、零散琐碎的后现代气息?

思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写一个爱情故事。我相信爱情故事最适合孵化后现代生活。现在,爱情渐渐变成一个纯粹的私人领域,外人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对不起,窗帘后面的事情我自己管,太强的窥视欲令人可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爱情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剥离出来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谁敢用爱情的名义发表这些大逆不道的宣言,至少要被喝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封建社会,家族联姻如此重要,爱情仅仅是戏台上令人嘘唏的故事。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集体主义无远弗届。爱情仍然没有特权切割出一块私人的禁区。两个乡镇干部斗嘴的豪言壮语曾经传诵一时。一个哥们儿自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另一个哥们儿对曰:不管天,不管地,就管生殖器——他是计划生育干部。他们的权限范围内,哪里还会有“爱情”的自留地?后现代生活的降临表明,这些烦人的陈规陋习统统被抛弃了。如今,“个性”是一个无上光荣的词汇,富有个性的角色令人刮目相看。当然,清除沿袭了多少个时代的陈规陋习是一个繁重的历史工程。但是,我的小说决定绕开这些麻烦事。我有我的理由——女主人公是一个“80后”。现在,80后是对一代人的特殊称呼。他们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是独生子女,80后多半娇生惯养,不谙世事,不如意的时候只会噘起嘴发脾气。另一方面,80后不像他们的父母那般谨小慎微,只懂得仰望别人的脸色行事,唯唯诺诺地将那些发霉的规矩当回事。80后常常理直气壮地争回自己的权利,同时不太清楚如何对付暗算、上司的眼色和各种潜规则。如果他们的率真或者幼稚带来了某种不利的后果,通常只得由父母出面赔笑脸,上下打点。我认识一位80后女孩儿,她的坚定志向是当一个法医。许多动漫作品之中,破获案件的关键人物往往是法医。我不断地威吓她,诸如腐烂尸体的恶臭或者血腥恐怖的内脏。她不为所动,面带冷笑。某一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她突然跳起来,颤巍巍站在沙发的扶手上放声尖叫——恰好一只蟑螂从她的脚边爬过。有趣的是,她并不觉得有什么矛盾。无畏地面对想象中的尸体与惧怕一只蟑螂似乎是漠不相关的两回事。如今,那些80后已经发育成人,开始涉足爱情,谈婚论嫁,甚至有了离婚的经历。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某一个长假过后,众多80后的夫妇纷纷前往办理离婚手续——假期之中,他们因为洗碗或者烧菜这些家务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不久以前,某个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用了个幸灾乐祸的标题:《 80后开离了! 》。显然,这些描述既非数落,亦非表扬——我想说明的仅仅是,没有必要繁琐地解释80后如何肆无忌惮地甩开那些反复困扰我们这些老朽的禁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80后肯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投合后现代生活。

不言而喻,所谓的“后现代”必须是一种高端生活,例如,学院里那些气宇轩昂的知识分子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那么,男主角就在他们之中产生吧。一个副教授,高不成低不就正好。当然,一个80后与一个副教授如何走到一起,我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我的一个昔日的同窗至今还能历历地复述浩然的小说 《 艳阳天 》。他常常说,《 艳阳天 》 里萧长春身上的汗臭味是吸引女主角焦淑红的重要原因——这当然也是他尽量不洗澡的借口。我想,这种情趣恐怕不太适合后现代风格。权衡比较之后,我决定让他们从网恋开始。当年痞子蔡的 《 第一次亲密接触 》 名动一时。那个“轻舞飞扬”的恋爱就是发源于网络。我愿意步他的后尘。尽管不清楚能赚到多少眼泪,但是,高科技与爱情的混合既颂扬了这个时代的科学与理性,又包含了人文精神。

这些设想会不会过于“现代”,以至于缺乏大地和泥土的气息?这个问题让我有些不安。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国度共时性地存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相对于纽约、伦敦、巴黎,北京或者上海毫不逊色;但是,我们的乡村落后于美国或者英国整整一个时代。乡村是这个国家的底线,是箍成水桶的那一块最短的木板。抛开乡村奢谈什么后现代,更像一种无根的浮夸。当然,仅仅依赖伟大的乡土叙事传统仍然无法光滑地衔接后现代、80后与乡村的黄泥小屋。作为一个小小的弥补,我安排那个副教授出生于一个小镇。我相信小镇可以承担它们之间的跳板。小镇不仅仅是城市与乡村的折衷,同时,小镇常常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空间。小镇上既有时髦的卡拉OK,又有泥土、青草和粪便的气味。我曾经到过一个小镇:小镇旁边是一条建于宋朝的古老石桥,小镇里不仅有一大片砖砌的平房,而且有一批欧式别墅;这些别墅一幢一幢紧挨在一起,主妇们甚至可以在厨房的窗口互相传递炒菜的作料;小镇的街道已经铺上了柏油路面,间或有一辆锃亮的奔驰轿车驰过,然后一群牛慢吞吞地踱出,甩了甩尾巴拉下一大泡热气腾腾的牛屎…………我相信,一个人在这种小镇子里长大,即使当上了副教授也不会真正遗忘了土地。

好了,我们已经到这一部小说后台的各个化妆间巡视了一遍,现在是振笔疾书的时候了——

第22页 :创作笔记二则(贰、搁笔)

贰、搁笔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赏脸感动一回,多少流下一些热泪。但是,我的的兴趣急剧衰减——是结束这部小说的时候了。即使故事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也不想往下写。兴尽辄止。我是这个虚构世界的上帝,挥挥手就可以叫所有的一切烟消云散。

即将搁笔的时候,我的体会是——悬念不算什么。故事也不算什么。现在我愿意坦白,以上这个多少有些悬念的爱情故事梗概是某一次失眠的产物。那一天我飞行了十来个小时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入住一个格调花哨的饭店。因为时差的缘故,次日清晨早早地醒过来,马德里的著名阳光已经从窗帘的夹缝利刃般地刺进来。我穿一套丝绸的睡衣坐在一张桃木的大桌子面前,一边啜着热茶一边开始了无拘无束的想象。我有意地留神着时间。草草地写出这个爱情故事的梗概,大约耗时五十来分钟,搁笔之际慵懒的西班牙仍在酣睡。然而,正式动笔写这个故事,迄今已经四个月。令我深感意外的是,找到一些传神的细节远比虚构一个故事困难。据说这是某个设计师的名言:细节决定一切。可是,我常常在写作之中暗自发愁:怎么办?怎么办?我没有足够的细节。没有细节的小说犹如没有注释的论文一样单薄。

李教授已经过上了现代生活,或者,革命风暴席卷了D城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句子仅仅是一种模糊的叙述;如果细节逐渐浮现,一切将清晰起来。细节把人们拖入生活,身临其境,历史开始有了温度。一个红脸膛的伙计站在桥头专注地吐口水,企图用唾沫击沉漂在桥墩边上的半个空蛋壳;一阵大风刮过,窗外大树的枝杈上翻出了一大片白色的叶背,没有糊实的窗缝骤然发出了一阵尖啸——细节就是用放大镜端详生活。一块疤痕,一片皮屑,一个毛孔骤然放大,塞满了视野。有些细节令人称奇,几乎不可能来自面壁虚构。某一部小说里面,一个羞怯的情人鼓足勇气接受了女友的试探性邀请,晚上首次到她家赴约。意想不到的是,昏黄的路灯下他怎么也想不起女友的房号,慌乱地在无数一模一样的新村楼房之间打转。失约毁灭了一段潜在的姻缘。借用另一个作家的话说,只有上帝的细节才能如此精彩。

当然,我的记忆库里贮存了不少难忘的片断。例如,某一个夏天的午后,我站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前,突然觉得一只陌生的手伸进了裤袋。我本能地一拍,陌生的手倏地收回。回头一看,我的身后并排站着五个面无表情的大汉…………例如,欧洲某一个落叶满地的街心公园,青黛色的树干下面有一张靠背椅,一个读报的老头睡着了,老花镜滑到鼻尖,一只狗蹲在脚下专注地仰望他的动静…………例如,一个巡逻停车场的保安每走五步路就要扯一扯领带,然后歪着头狠狠地向路边唾一口…………令人苦恼的是,这些细节与窗外的后现代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常常觉得,各种“主义”所控制的生活细节似乎越来越少了。“左派”、“右派”、“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小资产阶级情调”、“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等一批大词渐渐退出了生活,成为专业人士使用的术语。我年轻的时候,这些术语威风凛凛。它们不仅负责解释历史,而且负责评价大衣的领子、裤管的尺寸、女人们梳的是哪一种发式和餐桌上的菜肴。可是,现在的生活似乎东一段西一截地逃走了。回想一个月以来的日子,嬉笑怒骂,滋味万千,可是哪一个“主义”也算不上。许多大理论似乎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一个老兄擅长揣摸种种大理论背后的微妙潜台词。可是,近时他的声望每况愈下。那一天他又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吹嘘自己的心得如何得到某位学术要人的首肯,洋洋得意的神态终于惹恼了周围的人。一个家伙公然站出来,满脸不屑地驳斥:你成天热衷于体会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见风就是雨,自拉自唱,玩弄词藻,可是,一大堆空话与我们的日子有什么联系?我们还不是照样吃不安全的食品,呼吸污染的空气吗?这一番奚落或许有些过分,但是,至少得承认,许多空转的大词与众多的生活细节脱钩了。现在,各种生活细节如同活蹦乱跳的青蛙,人们无法把它们塞到同一个竹笼里,迫使它们举行夏季大合唱。收集了一大堆有趣的细节而没有一个伟大的主题,这是不是批评家所讥讽的“细节肥大症”?

我一度设想给这部小说制造一串连环套的悬念,后来发现细节无法跟上。来一个无厘头荒诞喜剧疯狂爆笑,或者,来一个侦探反而被诬陷然后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各种曲折的故事立等可取——然而缺乏充实的细节。奇幻的故事开始自由飞翔,诸多生活的辎重就会成为莫大的累赘。武侠小说里,一个武林高手十年的时间隐在古墓修炼武功,期待炼成某种无敌神技制服众多对手。然而,他的最大敌人并非另一些武侠。压垮他的可能是漫长古墓生活的众多细节,即饮食、御寒、居住、寂寞等种种琐事。生死立判的危机可以显示英雄本色,然而,豪迈的壮志挡不住天长日久的零敲碎打。堆积在人们生活之中的细节是有重量的。多数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奇遇、浪漫,种种细节坠住了他们的双脚,走不了太远,飞不了多高——因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许多人津津乐道人生的诸多趣闻轶事,但是,他们一辈子大部分时光仍然消耗在没有传奇性的日常细节之中。很大程度上,无数的日常细节真正塑造了他们的命运和性格。

我决定向细节投降。我意识到这些细节的约束。一个老农的晒太阳姿态,一个胖子挤进电梯时的狐臭,一条小巷子里汹涌的麻将声,阳光下菜地里呛人的粪便气味…………这些细节貌似微不足道,但是,它们汇成黏稠的生活缓缓流动。这些细节拥有自己的意志、逻辑,固执甚至专横地抗拒各种“主义”名义之下浮夸的历史大叙事,抗拒那些虚伪的、人工臆造的悬念。厚厚的一层细节阻挡在人们面前,形成了无声的、博大的甚至是强悍的日常生活。崇高的、遥远的光芒无法穿透每一个细节。仰望国旗的庄严感觉不能延续到午睡之后品尝咖啡的慵懒享受之中;紧握双拳念叨的某种主义不能规定人们喜爱哪一种甜食。向细节投降,就是充分尊重而不是任意扭曲日常生活。许多生活细节是有根的,根须深深地伸入了日常生活的内部。无根的细节如同漂浮于生活边缘的泡沫。例如,超女之间PK时流下的眼泪与汶川大地震痛失亲人的眼泪不同,后者是有根的;新款电子游戏设计了帅气的打斗——游戏迷称之为“耍帅”——与朴实甚至笨拙的格斗搏杀不同,后者也是有根的。一对恋人攒了笔钱,飞赴希腊爱琴海上的某一个岛屿,在一幢童话般的房子里举行婚礼——这派生出一批浮华空泛的细节;然而,礼金数目、婆婆的脸色、长途飞行的疲惫和宾馆客房里地毯发出的霉味才真正具有生活的质感。一个作家表示,他必须想清每一个虚构人物的生活经济来源,尽管不一定要写到小说里面。我相信,这肯定有助于保证细节的坚实纹理。

我终于明白,没有足够的细节表明,这个爱情故事在日常生活之中走不远。关上电脑的电源,这个爱情故事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副教授将在这一次后现代主义的心理经历之后大彻大悟,回到教研室按部就班地传道授业解惑,并且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将自己作为心理剖析的案例。那个80后的女孩儿将封存这一段刻骨铭心同时又虚无飘渺的经验,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绝对务实的姿态进入谈婚论嫁的程序。这即将卷入庸俗的门第观念,卷入跨国婚姻或者底层社会令人心酸的换亲情节,甚至卷入粮食和生猪的价格或者卷入金融和能源的危机。当然,这种烟火气十足的故事已经远远超出了“后现代”的精致舞台——它必须跨入另一部风格迥异的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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