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哦本文目录一览：
- 1、民国时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请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通胀率那么高?!
- 2、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 3、民国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暴涨，在那个穷得只剩钞票的年月都有哪些奇观？
- 4、民国后期货币贬值到底有多严重？
民国时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请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通胀率那么高?!
通货膨胀是贯穿于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一个连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政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以往学者们谈到过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覆亡的关系[1]，但多数是就宏观与理论而言，对二者的具体过程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通货膨胀下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这一切入点，细致地展现国民政府覆亡前的社会景象。
一、物价飞涨与生活困难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346，1946年12月为9713。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8倍。当时有人预言，“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2]。确实如其所言，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顾颉刚在日记中对金圆券贬值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仅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来说，在最初的时候，“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价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银圆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银圆与金圆券的比价，4月5日为二万八九千，10日六万，15日13万，16日18万，22日46-49万，27日130万，30日400万。到了5月19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4](231,237-2381)。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物价的飞涨超乎了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带给他们犹如隔世的感觉。战前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到1948年4月增长到五千元，还严重低于物价的指数。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算起来应该是一万六千五百元”。一枚五万元的邮票，连寄一封到国外去的航信都不够（后者至少十万元以上），却“约等于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5]。一口上好的棺木，战前不过四百元，战后却增长到200万元。带给老百姓的反差，是“能在十年前买大楼房二十所”[6]。然而，通货膨胀带给百姓的影响不仅仅是难以接受的感觉，还包括了他们具体生活的日益艰难。随着物价的飞涨，人民的收入虽有增长，但始终不能与物价同步，因而导致了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天津警察为例，当时报纸感叹，“警察一年来薪饷虽有增加，然而赶不上野马一般的物价。他们的生活委实太苦了”[7]。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飞涨不但造成了人们手中原有货币的贬值，更造成了收支方面的入不敷出。时人声称，通货膨胀对“靠薪水和工资吃饭的人最不利”[2]。
对大多数平日节衣缩食方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实际购买能力的削弱，使他们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当时报纸在叙述了物价上涨之后，每每以感伤的口吻作出总结：“商民莫不叫苦连天，薪水阶级更苦不堪言”[8]，“一般贫民大受威胁”[9]。语言虽然抽象，但却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写照。食粮与煤是生活的必需品，正因如此，也最容易受到物价飞涨的侵袭。食粮一日几涨的事情在当时相当普遍，“已不成新闻”。1947年4月15日是河北静海县城的集市，由于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遂随风上涨。清晨玉米开价为七万五千元一石，至午时涨至九万元。小麦每石由十六万元涨至二十二万元，指身为业之平民及薪水阶级之公务员，闻讯均感恐慌”[10]。在天津市区，“百元烧饼，逐渐缩小，已缩至不可再小之程度，前日起已改卖二百元”。“一般市民已痛感生活压迫之不堪再忍受”，一洋车夫竟愤然大呼，“干脆来个原子弹，大家玩完”。记者认为这虽为气话，却“道尽市民苦闷心情”[11]。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受战争影响，煤炭运输不畅，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以开滦煤矿为例，由于铁路运输的阻挠与破坏，“矿场存煤七十八万多吨”，而“青岛只能用粮食当煤烧”[12]。进入1946年后，受内战影响，各地煤荒已相当严重。开封粮价的增长，一定程度上竟导源于煤炭的缺乏。“官办的电灯公司，因无煤，停止供电；面粉公司无电停磨”，遂至土面价格飞跃增长[13]。天津郊县的唐官屯，“入冬以来，天气日寒，煤荒以愈趋严重。本镇之五家煤厂，存底为数过少，煤价乃一日数增，十日前尚卖百元一斤之煤球，今则售百五十元，烟煤末售百五十元，过筛煤块二百元，月前七十元一斤之山芋干，曾一度作燃料代用品，今山芋干亦超出百元以上”。记者感叹，“无衣无食的穷人们，又将怎样过这严寒的冬天呢？”[14]不但一般市民买不起过冬的煤炭，连高校的知名教授也对此犯难。1947年9月记者走访北大的教授宿舍时，特别提到了煤的问题。“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15]。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16]。教法文及诗歌的闻家驷先生的太太，不无感慨地向记者抱怨：“一个小火五百斤煤球是多少钱呢，这叫什么日子！”[17]，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18](126)。显然，大家都愿意以煤为例来说明生活贫困的程度，一方面与煤炭对生活的重要性有关，一方面也与当时煤价的高昂密不可分。
国共战事的进展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但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更关心物价。因为他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往往维系在物价的涨落上。连具有文化蕴涵的知识阶层，有时也不得不因生计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物价上来。1946年12月山西战事正酣，“烽火燎原于全晋”。面对中共军队的“攻城掠地”，太原各界民众“均认此严重之局面，尚属次要问题”。他们心中的首要问题，是“太原物价有涨无落，人人感到生活的重压与前途之危殆，咸恨贪污无门，囤积无资，点金乏术”。连阎锡山都不得不从战事中分出一部分精力，专门处理物价问题[19]。其原因，由于物价竞涨，“普通公务员及平民已陷饥寒交迫之苦境”，“设若物价再继续上涨，治安亦将成问题”[20]。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
“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五千元涨到一万一千五百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河南大学教授从三日起罢教，省垣各中小学亦再四酝酿着。各级公务员们则自己饿着肚，妻儿挂起嘴，表面没有罢‘班’，实际早巳怠工。辅导处进修班因为受额外学生三百名的影响，九日起已实行停炊，弄得这八百多无家可归的青年，为了活，向各机关奔走呼号。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并且弄得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21]。
总之，物价飞涨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时代特征，“士农工商皆在涨的环境中谋生活”[22]。物价飞涨、货物短缺与收入减少的综合，已使百姓的生活极为艰难。“穷苦的小民发愁的连泪都流不出来了！坐在办公室的‘老实公务员’都呆得一声不响，即便有话，也是含着泪的”[23]。他们对生计的恐惧，超过了对战事的关心。“人民街谈巷议，咸以物价为话题”[24]。他们并不是对政治麻木不仁，而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逼迫。在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如果强要他们对政治有所关心的话，那往往也是因生计艰难而对政府产生出不满与怨恨。面对生活必需品漫无限制的涨价，“万千家无宿粮的为人夫为人父的薪水阶级及穷苦群众陡然色变，心头像压着万斤重的铅块。神经脆弱的人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23]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推行滥发纸币政策，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国民经济逐渐崩溃。
概况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①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度。1939年以前，通货膨胀速度较为缓慢。物价上升指数还未超过法币增发指数。如以1937年6月为1，到1939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04，而物价指数重庆为1.77。②1940年起进入恶性通货膨胀阶段，物价上升指数超过通货增发指数。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 8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94.84,同期重庆物价指数为1795.00。③1947年起法币进入崩溃阶段。该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军费支出浩繁,黄金外汇大量消耗,法币发行如脱缰野马。到1948年8月19日,法币发行额累计为663694.6亿元，发行指数为470705.39,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为5714270.30。法币崩溃，改发金圆券。每300万元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见彩图1948年国民党政府法币崩溃，天津市民在兑换“金圆券”）。④新发行的金圆券很快就告崩溃，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短短10个月中，金圆券发行额为679459亿元,发行指数为307124.3,同期上海物价指数达6441361.5。如果把法币和金圆券合计,则自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货币发行指数为144565531914.9（即1400多亿倍），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为36807692307691.3（即36万多亿倍）。在1948年 8月一张提货单上共贴有 100元面额印花税票61000余张
1948年金圆券发行，上海市民争相挤兑黄金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迁广州，同年6月，金圆券发行额增达130万余亿元，7月份又分别在广州、重庆小块地方发行了银圆券（见彩图中央银行金圆券壹佰万圆(1949,148×60mm)、中央银行银圆券壹圆(1949，147×59mm)）。
后果 国民党统治区延续12年的通货膨胀，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在通货膨胀下，物价不断上涨，而工资的提高却极其缓慢，按货币计算的名义工资虽有所增加，而实际工资则大幅度下降，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的生活日益贫困。农民的苦难也十分深重，不仅是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扩大，农民出售产品换回来的工业品日趋减少，而且在通货膨胀下，国民党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和粮食等征购、征借，对农民进行直接掠夺。民族资产阶级在通货膨胀初期，因工人实际工资下降，获取了较多的利润。但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下，国民党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加以利息率奇高，民族工业正常的再生产受到破坏。后期，又受到美国商品大量倾销的打击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民族工业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则获取了□利，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
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陷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慨与反抗。从1946年12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工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进入新的高潮，逐步形成反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终于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统治及其通货膨胀政策的最后结束。
从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内物价比七七事变前（1937年6月）上涨了36万亿倍，粮价比战前上涨了47万亿倍，分别比通货增发倍数超过了248倍和324倍。1949年5月21日，上海大米每石价格为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算，买一粒米就需要金圆券130多元。“粒米百元”成为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狂涨的真实写照。1949年的金融恐慌，使经济情势更加混乱。蒋中正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大家习惯归咎于国民党政府腐败贪污的内因，很少考虑共产党推波助澜的外因。
国共决战的三大战役从1948年冬的辽沈战役开打，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没粮食，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挤兑金圆券。蒋介石束手无策，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造成涨价，奸商趁火打劫囤积居奇。粮食和燃料短缺是国民党丢失了原产地。1948年初解放军基本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广大农村，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几个大城市。可见全国100％的煤炭资源、逾八成小麦产区、棉花产区全被共军控制。了解毛泽东喜闻乐见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当然乘敌之危。下令粮食、棉布不许出口。只有用煤油、纸张和西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这才是最要命的“农村包围城市”。
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产生物价飞涨，社会恐慌；国统区学生发起大规模反国民党统治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他们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华北21所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平、天津举行万人大游行。南京、天津的游行学生爆发震惊全国的五二○血案。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福州等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大、中城市几乎所有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参加斗争，全国各阶层人民也纷纷声援学生的斗争。这次运动与解放军战争相配合，最终颠覆了国民党统治。
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国民党当局企图以发行金元券挽救危机。规定每枚银元总换金元券2元，每两黄金兑换金元券200元。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迅速占领各大城市。国统区内人心惶惶，纷纷到银行提存黄金白银。汉口中央银行招架不住，不得不由上海空运黄金四箱应急。但是东北、华北巨额钞票涌进国统区，每块银元涨至130元，饰金突破万元关。1949年1月17日，武汉当局宣布停兑。金银黑市更加猖獗，黄金每两已达12500元，银元超过千元关。国民党钞票变废纸，财政信誉破产。
民国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暴涨，在那个穷得只剩钞票的年月都有哪些奇观？
把钱当废纸用，并且造成社会通货膨胀，钱多到没出去。
中国历史上有一次很有名的通货膨胀事件，是民国时期金圆劵的发行，，由于资产当时政府为了缓解军费的紧张，大量发行金圆券，以此代替法定货币，强制收购金银等物和金圆券的捆绑，在金圆券大量发行后，货币贬值，中产阶级大规模破产，政府失去了公信力，成为了民国政府崩溃的重要一环。
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时，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无能为力，在那个国民政府一手遮天的时期，没有人对这种情况表示抗议，每天扛着一袋钱去买一包纸的生活会让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钱最不值钱的时刻就在那时，而那时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状况更是难以言喻，有再多的钱都不如有票，国民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选择让老百姓冒这个险，从而造成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局面，而这件事也让当时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不仅如此，这一事件导致了当时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有钱你也买不到票的生活开始了，你有钱但是没有票和没有钱是一样的概念，当时拿到工资的百姓，就会赶紧去买东西，因为如果存钱的话金圆券只会贬值，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当时人们一拿到钱就会疯狂的买东西，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经基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因为500万金圆券的购买力相当于当时的1元了。
民国后期货币贬值到底有多严重？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一个国家每年发行的货币总量要根据实际的经济情况，然后根据一定的计算方式得出一个数字。如果发行得少了，就会通货紧缩，造成货币升值，而发行得多了，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而很多国家为了缓解财政赤字问题，会大量增发货币，这样一来固然能填补财政的亏空，但也会带来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让所有人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让许多有钱人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
在历史上，很多朝代或者政权末期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拿民/国时期来说，民/国末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货币贬值最严重的时代之一。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最初发行法币，目的是防止白银外流，将银元收归国有，是一件好事。
然而想法虽好，但也要能按照想法执行才行，随着战争的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愈发吃紧，于是决定大量增发法币，在整个抗战期间，法币的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增长了接近400倍。
如果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也有几百倍的话，那当然不成为他，但因为战争原因，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几乎陷入了停滞，这样一来，法币已经开始大幅贬值了。
然而在战后重建时，南京国/民/政/府又开始昏招迭出，最终导致法币彻底陷入崩溃。最开始，规定，法币与沦陷区汪伪发行的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并且规定沦陷区人民每人只能兑换5万法币。这种政策可以说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时间，无数的法币都汇集到上海，展开大抢购，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物价飞涨，法币一夜之间沦为废纸。
眼看法币陷入崩溃，于是国/民/政/府开始试图挽救，决定采用抛售黄金的方式来回收法币，在一年时间内，用库存流程的黄金回收了接近1万亿法币。其实这样确实能够缓解法币贬值的情况，然而在同一段时间内，它们却又新发行了3万亿元，超过了回收总额的3倍。
在这种情况下，法币终于在贬值的深渊一去不返，据统计，从法币发行开始到1949年，因为法币贬值的影响，上海的物价上涨了490万倍。生动点讲，就相当于490万块钱在十多年时间内变成了1块钱。
后来，眼见法币已经救不回来了，于是国/民/政/府又开始发行金圆券，并规定法币可以按照300万：1的比例兑换成金圆券。然而金圆券很快就重蹈覆辙，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贬值幅度就达到了170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