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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医是骗人的
医黑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抵是从新文化运动，郭沫若、鲁迅、胡适之这几位先生开始的，从胡适之先生的“中医不科学”，到鲁迅先生的“中医是骗子”，到郭沫若先生的“宁死不请教中医”，他们可以说是中医黑的鼻祖了，他们反对中医、黑中医的一些观点、看法也成为了如今越来越多人黑中医的至理名言。
你看，郭沫若、鲁迅、胡适先生都黑中医，这几位都是大学者，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中医肯定是骗子，肯定是不科学的……云云。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今中医黑群体们的坚实后盾（名人），真的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吗？
郭沫若
郭沫若先生的人品云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但无疑在那个时期，他的社会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在早年间，郭先生是货真价实的中医铁杆黑，他在一本杂志中发表了一个“神评论”，原话如下：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
郭先生还认为中医只能治好人能自愈的疾病，换句话说，就是中医根本治不了病，病好了是因为病人自己身体自愈的原因。
如今很多中医黑，也将此话奉为圣言，认为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要相信科学，认为相信或了解中医五行、五运六气之类的东西是在侮辱自己这么高的学历。而他们对于中医的态度也是如此，认为中医的全部都是糟粕，应该废止。
后来，有了一个大反转，郭先生又在某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打脸的评论，原文如下：
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
看看大学者说的话，就是不一样，前面宁死不信，后面“我没资格谈这个问题”。其实郭沫若先生这番话同样可以用来敬告如今的“中医黑”们，如果想要黑中医，首先你得先去了解中医，了解中医的文化、思维……，了解后再质疑，千篇一律的“中医治不了感冒”、“古代人寿命那么短，中医没用”……等等，实在是让人看笑话了。
胡适
“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胡适先生这两段话，可以说是比较有深度的，也是如今我们中医应该反思的。
后来的一件事，却让所有中医黑感到十分尴尬了，他的糖尿病在协和医院久治不愈，已被西医认为性命不保，后经朋友推荐，被中医用仅仅一味药：黄芪，便治好了，任何反对，都不如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身上，有更深的体会了。
鲁迅
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中医黑了，鲁迅先生早年前是极其相信中医的，那为何态度转变了呢？
鲁迅先生《坟》中，有一段话，大抵可以算是他开始反对中医的主要原因所在吧，原文如下：
“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携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在另一本书书，他还讲到：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大家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更多的是对中医的失望，而不是反对。但下面这句话，反而可能影响了之后几十年的中医黑基本论调：“中医是骗子”，虽然在以前，在现代依然有不少“伪中医”打着中医的旗号骗人，但不能以偏概全，西医中也有很多拿回扣、误诊、手术失误、骗钱的等，但为何没人说“西医是骗子”呢？
鲁迅先生改变对中医的看法，是在从日本学医回来之后，大家可以从他的日记之中看到他对中医态度的大大转变，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自己用中药治好病的事情，也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量的收集、整理了古中医书籍，大家都可以在书中看到，由此看出，鲁迅先生反对的不是中医，而是庸医，或是中医骗子。
中医黑们常挂在嘴边的论调，鲁迅先生都反对中医，所以我也反对，实在是太过狭隘。
这三位大学者的观念和论调，成为了后世中医黑的至理名言，可能也影响了民国之后整个中医的发展，但我们透过历史，全面的剖析他们的一生，了解到他们态度的转变，我们能对中医有一个更全面、更理性的认知，这也正是当今中医黑们所缺少的。
一个中医失误没治好病人，所有人都在骂中医治不了病；西医院每天治坏那么多人， 可所有人都在夸西医治的没问题，只是疾病太过强大；问题出在哪里呢？
关于“成语使用不恰当”的练习题
（选自各地模拟试题，每四句中有一句带*号的是正确的）
1.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的紧要关头，有极少数干部，或无动于衷，或畏葸不前 ，其所作所为，与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身份极不相称。 *
2.这次商品博览会，聚集了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新产品，真可谓浩如烟海，应有尽有。( 浩如烟海：形容文献、资料等非常丰富。此处用错了对象。)
3.两位阔别多年的老友意外地在一条小巷里狭路相逢，两人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别提多高兴了。 (狭路相逢：在很窄的路上遇见了，不容易让开。指仇人相遇，难以相容。)
4.这则笑话因为对漠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员讽刺得很有力量，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大。(.“漠不关心”不能带宾语“人民疾苦”)
5.这篇文章未必有什么值得大家反复推敲的微言大义。 *
6.这次举行法律知识考试，有些人竟对“法人”“行政处罚”等法律基本知识素昧平生。(素昧平生:与人从未见过面。不指事物。)
7.我们虽然缺乏管理经验，但可以向先进企业学习，起初可能是邯郸学步，但终究会走出自己的路来。 （邯郸学步：模仿别人却丧失了自己的原有的技能。既然丧失了自己的原有的技能，就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来”。）
8.运动会上，他借的一身衣服很不合身，真是捉襟见肘。（捉襟见肘：指衣服破烂，也比喻困难重重，无法应付。不指衣服不合身。）
9.他就静悄悄地看下去，看到把各种责难都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他又低声念起来。 *
10.听说这位气功大师能够功发疾消，今天会了他一下，果不其然，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果不其然：果然，表示符合听说的情况，与后文的“没有那么大的能耐”矛盾。）
11.他妄自菲薄别人，在班里很孤立，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自负的人。（“ 妄自菲薄”不能带宾语）
12.陈寅恪先生上课时旁征博引，还不时夹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这使得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的学生，简直不知所云。（不知所云：指说话人语言紊乱空洞。此句指听话人听不懂，错。）
13.一美国男子在中国多次撒野动粗，近日在公交车上将女司机打得鲜血直流。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洋流氓，必须依照中国法律严惩不贷。（ 不可思议：神秘奥妙，不可理解。这里形容“撒野动粗”，有愚昧或态度蛮横之意，应该用“不可理喻”。）
14.我国乒坛健儿在四十三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中以三比二力克瑞典队勇夺冠军，体育馆内振聋发聩的欢呼声淹没了场外的雷声和雨声。 （振聋发聩：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的人。）
15.国有银行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不良债务，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帐坏帐来说，实在是螳臂当车。（螳臂当车：比喻不自量力，终将失败。）
16.日本首相于4月21日突然参拜了供奉包括二战甲级战犯牌位在内的靖国神社，他这一恣意妄为的举动再次激怒了亚洲的国家和人民。 *
17.初春，乍暖还寒。他身着冬装，漫步在广阔的田野中，仍然觉得不寒而栗。 （不寒而栗：形容非常恐惧，不表示寒冷。）
18.十年来，他的病一直不见好转，他怎能不忧心忡忡且耿耿于怀呢？ （耿耿于怀：心怀怨恨。）
19.老王虽说已经退休了，但他精力充沛，在许多事情上都显示出他是个年富力强的人。（年富力强：指年轻人）
20.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大趋势的今天，“与国际接轨”成为一个自强不息民族的必然选择。*
21．这种草药能治疗高血压病，对人体又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们屡试不爽，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
22．角色的个性鲜明，是电视剧《康熙王朝》最值得欣赏的地方。甚至连配角都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配角是演员，不是角色，“栩栩如生”是形容角色的。在“都”后加“演得”。）
23．尽管世界杯小组出线的前景微乎其微，“米家军”的全体将士仍然准备再做最后一搏。 （微乎其微：形容非常小或非常少。与“前景”不搭配。）
24．明星出书无可厚非，但有的书错别字连篇累牍，简直让人不堪卒读。（连篇累牍：用过多的文字叙述，不指错别字多。）
25．经过几年锻炼，小刘进步很快，工作上可以独当一面了。*
26．那天，我和他在车站依依惜别，而后就南辕北辙，各奔东西了。 （南辕北辙：一件事的目的与方法相反。宜改为“分道扬镳”。）
27．这项新规定颁行一年多，已经露出危险的苗头，如不及时关注，恐怕亡羊补牢，为
时太晚。 （亡羊补牢：指虽然犯错却来得及补救。与后文矛盾。）
28．小错误也不能放过，须知集腋成裘，小错积多了，也会对工作造成大的损害。（集腋成裘：比喻集少成多，褒义。）
29．这件事对我无异于晴空霹雳，如同一块珍藏多年价值连城的璧玉，顷刻间变成一块
一文不名的瓦片。（“一文不名”应改为“一文不值”。“名”是占有的意思，“一文不名”指一文钱都不占有，形容极贫困。）
30．这所学校向家长发了一封关于收取学费的公开信，既言“切实减轻群众负担”，可实
际收费额却步步攀升。首鼠两端，堪称奇文。（ “首鼠两端”是指犹豫观望，迟疑不决，而不是自相矛盾的意思。）
31．人世五年后，食品、纺织、服装、建筑、金融及其他服务业就业机会将平均增加30%；
届时，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的外语人才、复合型人才将炙手可热。 （“炙手可热”比喻权贵气焰很盛，含贬义，句中可改为“非常抢手”、“供不应求”等。）
32．似乎人类在自然科学上一遇到“起源”的问题就一筹莫展，宇宙起源、生命起源、思维起源都是人类碰到的几个最大的难题。*
33．写事件，不写其来龙去脉，只取其涉笔成趣的地方加以渲染，片言只语，含蓄浓缩。（ “片言只语”指零零碎碎的话语。句中说的是简洁的语言，可换成“三言两语”。）
34．在颜之推看来，弈棋有风雅之趣，可助消愁释愤，并非玩物丧志，认为“时可为之”。 *
35．在眼前出现一位纳西族老太太，那张脸上已有不少皱纹，一身纳西族的装束却装戴得一尘不染。 （“一尘不染”指非常干净，与句中“装戴”不能搭配，可换成“一丝不苟”。）
36．他以疯狂的热情投身于政界，很快地成为本土上的头面人物，一举而实现了衣锦还乡的世代农民的梦。 （“他”没有离开本土家乡用“衣锦还乡”不恰当，可换成“光宗耀祖”。）
37．石景山区开办了北京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招收了126名新生，但这对8万多名打工子弟来说，实在是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形容事情很小，不值得一提。可换为“微乎其微”。）
38． 有德之人不会以权谋私，不会贪污受贿，虽然清贫点，但活得坦荡，没有水落石出之虑，也没有半夜敲门之惊。（水落石出：比喻事情的真相完全暴露，句中指是干坏事，应换成“东窗事发”。）
39． 文理科不仅应该知识互相补充，还应该互相渗透，实际上，自然与社会决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 *
40．斯韦思林杯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怀抱！当普天弹冠相庆时，人们不由得不佩服蔡振华 。（弹冠相庆：一般用来形容坏人当道，恶人得志。应换为
读《云乡丛稿》，书人书事知多少
文｜筠心
十多年前，有位书蠹朋友向我推荐了邓云乡的书。当时书店里不大能买到他的作品，于是我就在网上试着读了一本电子版的《水流云在书话》。那时我视力尚可，既无飞蚊症，也未添老花，每晚下班回家，歪在电脑前阅读数页，浓浓的书香透过屏幕，弥漫小屋，乃至沁人心脾……后来，网购便利了，我陆续入手《云乡话书》、《文化古城旧事》、《红楼梦导读》、《云乡琐记》等。一卷在握，随读随划，更添了许多惬意。
但我有个毛病，读邓云乡的书，总也读不快。因为他的书之于浅陋无知的我，里边不少内容是从未谋面，甚至闻所未闻的所谓生书。读生书，自然新鲜有趣，却须多费些心思去理解去消化。而我一直是以学习的心态来读邓书，又岂能容忍自己囫囵吞枣呢？
不过，最近我读《云乡丛稿》，三十万字却只用了半个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大声朗读，这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即使遇着相对烧脑的内容，也不易分心走神。正当我为自个儿发明的妙招洋洋得意时，好巧不巧又在书中的“夏、叶《文章讲话》”篇读到：
换而言之，朗读是连接起作者与读者感情的一座桥梁。无非是多喝两杯茶水，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便将《云乡丛稿》真的读完了。书中倒数第二篇是“百年商务旧话”，末段我连读三遍，不禁热泪盈眶：
这篇末尾注有：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完稿于浦西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是啊，距二十一世纪不到三年，可是邓云乡却没等到——因为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并不算高寿的他却为读者钩沉了无数书人书事，与他同时代的，或更往前的，并秉持梁任公所云：笔端时带感情，留下了一篇篇有情有温度的文字……这么前后一联想，我又怎能不唏嘘呢！
邓云乡的书斋名“水流云在”，取自杜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他曾说，面湲湲之流水，望悠悠之白云，这是一种很好很理想的意境。如今，云亦随水而逝……唯有翻开《云乡丛稿》，摘取数朵云彩，是借花献佛，也是怀念。
• 潘曾莹与《庚戌春闱纪事诗》
科举考试的年代，家中若有子弟考中举人进士，那自然是无上的荣光。记得丰子恺的散文记他的祖母，临终前如何咬牙挺住，直至获悉儿子中举的喜讯，才欣然逝去。我幼年时，家乡有一处残破旧宅，名曰“世进士第”，据说这家祖上出过父子双进士。那时科举早已不兴，不知“进士”为何物的我，只瞧着大人们谈起这段历史时的神情，也不由得心生崇敬。后来，读书多了，才知莫说父子两代，科甲鼎盛的人家，六七代间，竟可以状元、探花、翰林、进士搴芳竞秀，才人辈出。比如苏州潘世恩、潘祖荫的“贵潘”家族。
前有父亲潘世恩由状元至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后有侄子潘祖荫自探花郎至工部尚书入军机，夹在中间的潘曾莹只能“无奈”地被隐没。虽然没有那祖孙俩的赫赫声名，但事实上，潘曾莹并不平凡。他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且能诗善画，才华了得。潘曾莹两次被选中掌文衡，即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阅卷工作，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成为进士。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抡才大典，潘曾莹参与其中，那么，他能是泛泛之辈吗？
第一次是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潘曾莹是同考官，即十八位房师之一，负责将举子们的卷子择优挑选加批后，再推荐给四位正副总裁定夺。从三月初六进场，至四月初旬阅完卷、填好榜，潘曾莹食住在试院里一个多月。他所作的《庚戌春闱纪事诗》，便反映了那段时光里紧张又忙碌，荣耀兼欣喜的感受与心情。
邓云乡选取其中一组《分校杂咏》小诗，那里边的四首以飨读者，而我作为二道贩子，再选偏爱的两首，回味并珍藏：
先说前一首，若不知晓当年试场里的掌故，确实难领会这句“出蓝妙选择”，究竟妙在何处？原来考生们墨笔写的卷子不能直接拿给考官，必须经抄手用朱笔重抄一份，所谓的“朱卷”，方能送去评阅。因此考官在卷上写批语，就得用蓝笔了。而至于非蓝笔不可，还有一层寓意，那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内含对新晋进士的殷切寄望。想不到，竟是一支如此细腻而精心的妙笔啊！
后一首是咏存放落榜者卷子的卷箱，今日的考官当年也曾十年寒窗苦读，名落孙山的滋味感同身受，所以你的心血与泪痕，过来人我又怎会不知呢？
藉着潘曾莹的诗笔，我们得以窥见被滚滚历史洪流淘汰了的科场一隅。是的，那早已过时，但也的的确确为国家选拔出了像曾国藩，像林则徐这样的栋梁之才。尤其诗中的情意，何时读来，都不失亲切动人。
• 陈师曾与《北京风俗图》
读邓云乡的书，我常自叹孤陋寡闻。比如陈师曾，这位上世纪初誉满京华的画家、诗人、金石篆刻家，我是最近才自《云乡丛稿》中认识。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祖父——因“戊戌政变”而被撤职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知道他的父亲著名江西派诗人陈三立，人们常说的散原老人；更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弟弟，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历史学家陈寅恪；至于他那位不拘形迹的至友鲁迅先生，他慧眼所识，且大力提携的大画家齐白石，不光是我，恐怕得举世皆知。然而，绕了一圈，我却独独漏掉了他，终归是书读得少啊！
师曾先生大名陈衡恪，幼年失母，成年后两度丧偶的他，个人生活实属不幸。然而，他的为人却是温雅随和，在朋友中极有人缘。陈师曾与鲁迅先生曾三度相处，从南京陆师学堂，到留学日本，到北京教育部工作，两人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鲁迅先生管陈师曾要印章，要画儿，那是张口就来，不带客套；而陈师曾对于鲁迅先生给的润资，也是毫不客气，照收不误。此外，他还有一班时常在宣南法源寺看花雅集的文人师友，比如陈石遗、黄晦闻、林宰平、姚茫父等。
师曾先生自言：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中“陈师曾的风俗画”一节说：“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两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想不到，外行人居然看出了门道。
邓云乡则强调师曾先生的画，其独特处在于：“他画中所表现的创造性和思想性，这是别的画家所没有的。”
因为有书卷气，他的《北京风俗图》三十四幅画，名字即便曰“俗”，画却丝毫不俗；因为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清末民初的市井百态，被他描画得栩栩如生，并细致入微。略举几幅画名，可见一斑：《糖葫芦》、《拾穷人》、《菊花担》、《泼水夫》、《人力车》，而他，一个贵公子的公子，一个留过洋的“中层干部”，却能为一群困苦无告的底层贫民倾情着笔，其良苦用心能不令人感动吗？
更相得益彰的是，还有数位与师曾先生过从甚密的文友为《北京风俗图》题诗题词，以便后人能清楚地了解当时社会风貌。比如《泼水夫》，两人推着水车，用长柄木勺在街头巷尾洒水，青羊居士（何宾笙）题云：
而两榜进士出身，又有留学经历的姚茫父，更是大手笔——为三十四幅画各填了一阕词，题泼水夫的是《双鸂鶒》：
这真是雅俗皆有了！让人惋惜的是，通常画家高寿的多，师曾先生却只活了四十八岁，不能有更多的作品传世，叹叹！
• 鲁迅与《北平笺谱》
我之所以对邓云乡的书爱不释手，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边总会时不时爆些我闻所未闻，且其他书里没有的“猛料”。八卦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我实在不能例外。《云乡丛稿》里，这次借着《胡适日记》，揭了一对兄弟的短，大名鼎鼎的大文豪鲁迅与给人感觉几乎是无书不读、著作等身的周作人，两人居然曾双双落选秀才考试，尤其弟弟，考了三次都没过。这是有多难考啊？诸位，您还敢再小瞧秀才吗？
另一桩意外是，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共同编印《北平笺谱》的事儿。以我国新文化旗手著称的鲁迅先生，却对传统文化之一的笺纸，对木板画心怀眷恋顾惜，近而产生“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的担忧。于是，身处上海的鲁迅先生提出倡议，约同知己郑振铎先生，请他在教书之余遍访北平琉璃厂各家南纸店，搜购精美雅致的笺纸。接着，一个在沪选稿、编审，另一个在京联系印刷、出版事务。历时近一年时间，两地也不知往返了多少次邮件，含三百四十幅笺纸，分装六册的《北平笺谱》出版成书了！
此事往大了说，是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往小处说，也是为那些默默无闻、辛苦劳作、技艺精湛的刻制水印笺纸木版艺人正名了，因为《北平笺谱》的目录中，画家与刻工名字并列，比如“花果，四幅，陈衡恪画、张启和刻”。这便是我们印象中常常要去战斗，要去革命的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珍视。
是的，我们已经很久不写信了，笺纸早已成了秋扇。可是，当我们读到木心的“车，马，邮件都慢”，不是照样感动吗？这或许就是《北平笺纸》于个人的意义。文化从来不是断层的，何况那些精华部分，虽旧，却仍是好东西，值得珍藏。
对于《北平笺谱》，邓云乡有一段很精彩，且略显激动的议论：
西谛是郑振铎先生的字。收在《云乡丛稿》里的这篇“《北平笺谱》史话”有个副标题：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年祭，此文完稿于一九八六年，距离《北平笺谱》出版，已过去了五十二个年头。岁月悠悠，愿美永恒，永不销沉……
• 陈声聪与《旧都文物略》
“《旧都文物略》小记”篇幅不算长，读来却十分亲切。第一段邓云乡讲述自己喜得宝书的经过，读书人的可爱劲活脱眼前：
诸位，您是不是也特好奇，让邓云乡如此倾心，唯恐失之交臂，不惜重金买下的宝书，它究竟有何来历？那是一本民国旧书——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冬天的《旧都文物略》，编辑者是“北平市政府秘书处”。这本巨型画册内有照片四百多幅，十五万多字文言文穿插其间，共分十二门：“城垣略”、“宫殿略”、“坛庙略”、“园囿略”、“坊巷略”、“陵墓略”、“名迹略”上下、“河渠关隘略”、“金石略”、“技艺略”、“杂事略”，宏大地展现了七七事变前北京的风土风貌世俗人情，真可谓弥足珍贵。
但其实这部北京历史文献，最初的编纂主旨是“为导游之助”。在旧市长袁良的主持下，为数不多的几位编辑人员，冒着酷暑据书查考，实地摄影，历经五个月编纂而成；可等到书得以付印，已是新市长秦德纯任上，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某人，便挂了个坐享其成之名。
此书令邓云乡尤感亲切的，是因为人。首先为秦市长代笔写序的机要秘书柯燕舲，曾经是他的老师；再者主编汤用彬的弟弟汤用彤，是他在北大文学院就读时的院长；最后，编辑之一陈声聪是他在沪上结识的忘年交，两人聊起京华掌故来，真真是不亦叹乎……更难得的是，陈老先生当时仍健在。因此，邓云乡获此宝书，顾不上回家，便径直赶往老友处，请他老人家题字。睽违五十载，人与书重逢，是何种情景，不说也知了。
陈声聪老先生的题跋中云：
原来编印此书，导游之外，还有这层深意。那正是侵略战火由关外即将蔓延入关之时，想来陈声聪身为袁市长的机要秘书，应该是知道些内情的。
陈老享高寿，活了九十一岁，耄耋之年仍勤于著述，精神可嘉。尤其他晚岁出版的《兼于阁诗话》，被评媲美于其福建同乡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邓云乡感叹与福建人有特殊缘分，青少年时期在皇城根儿，作为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璧后人的房客，十余年之久；临老在沪上，又有缘认识陈声聪，半个世纪前的旧籍，获原编者题跋，不啻为一段艺林佳话乎？
• 后记
《云乡丛稿》中，令我感动的书人书事颇多，粗粗罗列便有十三则，若全部摘取，篇幅过长，读来不免疲乏。所以，还是决定狠下心来取舍，取者入本篇；舍者先藏着，待来日再写入另一篇？都是好东西，当一视同仁。
邓云乡说，他与福建人特有缘分。我虽不会闽语，但父系一族却也是如假包换的闽人，那算不算我与云乡先生也有一点点小缘分呢？哈哈，说笑话了。但我真心爱读他的书，会心处共鸣处举不胜举。
仍以“百年商务旧话”篇为例，邓云乡回忆曾于一九五四年冬，在南京清凉山后见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这部大型辞书的主编，当时已六十多岁的方毅老先生：
其实，云乡先生，我能想象。因为我读您的作品时，也曾被“真有如佛家当头棒喝”击中，以至于深深地痛悔自己虚度时光……
＊ 图片系陈师曾画作，来自网络。
【同系列文字】
读《云乡琐记》，感受学人之养成
谁知道陈寅怯的相关故事？？？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的历史悲情
吴小龙
几年来，“陈寅恪热”一直持续不衰，研究、推崇的文章、著作连篇盈箧。这对抱着
不可化解的悲情冷落终生的陈寅恪来说，应当是一种告慰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理
解他的悲情，和他在这种悲情中的思考，还有他在这种悲情和思考中的坚定的信念和持守
，那么，这种告慰恐怕是陈寅恪所不需要的。
陈寅恪的悲情是对整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思考的结果。这一段历史确实无法令
人振奋，虽然人们真诚地振奋过。在国人一阵阵地振奋、乃至狂热时，陈寅恪一直冷落地
独处一旁，冷静地旁观、思索，他的悲情在国人的这种狂热中加深，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然而就在这种悲情终至不可化解之时，他仍以其对中国文化的信念顽强地守持着，坚持着
他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着他对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大因缘”的等待
，这是他更可贵之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人从往昔的狂热中出来后，再三再四地拒
绝反思，只是在竭力制造新的狂热中自得、自虐，或者放弃一切信念和守持而在趋潮中放
纵，我们更感到这个孤傲的老学者确实可敬、可佩。
现在人们爱说解读陈寅恪，我以为，要真正读懂他，就要真正理解他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理解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真正态度，还有，就是他对决定性地关
涉到这个文化的命运的两个政权的态度的真切意味——把他看作前清遗老或反共人物都是
迷于一些表面现象的简单化的错误结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是陈寅恪晚年为柳如是作传时才完整地提出来，但
它准确地表达着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而这一认定表明，陈寅恪无疑属于五四那一代人
。表面上看，陈寅恪和曾与他在清华国学院共事过的王国维一样，是个坚持站在传统文化
立场上的守旧派，坚守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然而他用来表达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这所
谓“我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恰恰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弘扬的思想。虽然
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总是被划在五四群体之外，他也确实不曾说过赞扬五四的话，但他
所认同和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分明是五四的精神遗产。以守持传统文化
精神为职志的陈寅恪在讲出这句话时没有半点的�格和勉强，这是值得思索的一件很有意
味的事。一般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并不相容的，然而
在陈寅恪这里，在具体化到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问题上时，它们居然并不抵触和对立。
在我们传统的修身、做人的要求中不但没有这两条，连相似的都没有，有的只是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有的只是忠、孝、礼、义、廉，这些原则都与自由思想无关。倒是在
人格境界的追求中，我们有气节、风骨之说——似乎就是在这一点上，在其落实到人生实
践的层面上时，两者相通了。对中国的“士”来说，或许他必须先遵守上面的所有那些道
德伦理规范，行有余力，在此之上，再追求一种个人的精神境界——气节、风骨、神韵？
但不管怎么说，陈寅恪用自己的始终傲然而立的一生至少证明了一点∶中国士大夫传统中
的某些东西，是能与西方近代兴起的知识分子传统统一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实践
的。甚至于，士的传统中的某些东西至少更能支撑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时局剧变时的立场守
持。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学习，跟
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陈寅恪不为所动，他至死未
有这种表态。是传统的气节，还是西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支撑着他？我想
，两者都有。
可以说，陈寅恪是属于五四精神熏染出来的那一代人，而且，可以说他始终坚持了清
醒的知识分子立场。一位老学者提到，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几乎预见到了十年浩劫
，他那年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头一句，是指《
论语》开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挖苦当时大家抢着“学习”，第二句，
说的是“坑儒”的事，说是秦始皇派人在山上种了瓜，又安装了机关，然后让那些儒生们
去看瓜，当这些儒生们正兴高采烈地“说瓜”，高谈阔论的时候，机关翻下，把他们全都
活埋了。这两句诗真如谶语，其含意令人惊骇。如说陈寅恪当时就能够准确预料到“文革
”，当然不可能，但他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
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从五十年代起，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闹，他的批判态
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
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水（即今朝鲜清川江），文章唯是
颂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
…从五十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最后不是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所谓超过“焚书
坑儒”一百倍的“十年浩劫”吗？应当说陈寅恪当年的感觉是对的，成了不幸言中的预见
。当然，我们并不同意海外有的学人的观点，即据此认为陈寅恪持反共立场。陈寅恪作为
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对政治持一种疏远的态度，对国共两党亦然，在政治上并不反共。
共产党主政后，对陈寅恪一直是优礼有加，尤其是在广东的领导人陶铸，更是曾力排众议
，始终给陈寅恪以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特殊待遇；而且，在鼎革之初，在共产党治理下，
中国很快消除了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初现国泰民安的治局。这些，
足以使陈寅恪对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产生一定的期待，因而谈不上与共产党之间存在任何
“家国之恨”。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合作而有保留。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此后摧残知识分
子心性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他为此也曾明确表达了“义不能辱”，不止一次作过抗争。他
还借颂柳如是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于揭起自己的抗争之帜。陈
寅恪这样做并不是要反共，而只是明确表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一个坚信民
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继承了五四一代追求思想启蒙与民主科学的
精神遗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不能搞文化专制，那会摧残民族文化，戕害民族心性，导致
历史倒退，使我们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道现在不应当把这些观点当作一种常识来
接受吗？
我们再来看看陈寅恪的“文化遗民”心态。人们常把陈寅恪看成遗老式的人物，或者
用胡适的说法，“遗少”，因为清亡之季，他还年少得很，够不上称“遗老”。他的遗民
心态也许与他的家世有关：他有个在湖南巡抚任上力行新政，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
叙用”的祖父陈宝箴；有个绝意仕途，以诗名世，自号“神州袖手人”的父亲陈三立；有
个诗画大家的兄长陈师曾（衡恪）；如此仕宦诗书世家的家风熏陶，不可能对他的性格心
性没有一点影响。也许，这又与他的毕生学术事业有关：他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常人
无法企及的造诣，如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领域；又
精通多种文字，除蒙、藏、满文外，还有现在纯属古董的梵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
、吐火罗文、巴利文等等。（为此，郭沫若后来曾号召青年学生要用集体的努力，“在史
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成为那个荒唐年代留下的笑话之一）但陈寅恪的这些学识，与其
说使他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不如说使他对现实世界有更多的疏远。另外，遗老形象的形
成，恐怕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晚年的处世态度：对现实和政治抱一种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
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解放后，他的诗作中总是满溢着悲凉气息，谁也不会认为他
对时政和现实是认同的。然而若由此推断陈寅恪对中国的哪个政治党派有明确的好恶偏向
，则又大谬不然。他只是出于他所感受到的一种历史悲情、生命悲情的奇哀隐痛而憔悴忧
伤，似乎是无端地在那儿吟咏他的兴亡之恨。因为这在他，是超乎党派之争之上的兴亡感
慨，是一种文化悲情，是在凭吊一种逝去了的、在他看来是那样美好的文化。这是一种不
解的历史情绪。他的这种情绪，其实至少形成于二三十年前，乃至形成于清末民初；至少
在他为王国维的自杀而写的一系列文字中，这种悲情已经有了集中的表达。1934年，
当王国维的遗著结集出版时，陈寅恪为其作序。在他那不太长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中，陈寅恪写下了这样一大段沉痛的话：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
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
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
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
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
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
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
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
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
欤？
这番话，现在读起来，与其说是悼亡，不如说是自白，差不多就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
。看得出，其间凝聚着一种“奇哀遗恨”的文化悲情，几乎已是不可化解了。在陈寅恪这
一番慨叹很深的议论中，实际上，多少有点将王国维的“奇哀遗恨”泛化和哲学化了，在
这种泛化中，陈寅恪欲进而探其更深的隐痛，但是，这种泛化固然能超脱局限于“同时间
地域之众人”未由共喻的“事”、“故”，却也使其部分地失去沉哀。或应反过来说，超
时空的理性之悲情固然有之，但令人“憔悴忧伤继之以死”的，却总还是其所处之时、地
、事、故。因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悲情本来正是应给人以超越当下时空和现实事、故的睿
智和清醒的；使这种悲情不带来超越情感，而带来奇哀沉痛的，恰恰是所置身的时代的时
局和事变，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价值理想崩溃的意味。抽去了这些具体内容，王国维就大可
以去做一个庄周或陶潜，而无须自沉昆明湖了。王氏的奇哀遗恨，正是其所处之时、地、
事的纠结及其所象征的文化价值失落的结果。后人思索它，亦须直逼这一具体的价值失落
之所由来而追问、深思。陈寅恪的说法，对于撇开具体的、当时有所特指的人事纠葛以见
王氏自沉的深隐的文化悲情，虽然自有其更深刻的认识和思索在其中，但他将这种奇哀隐
痛泛化，却确实是以自己的感受来理解王国维，并因而形成和加强了自己的悲剧情绪，这
种情绪，这种历史悲情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王国维之死对陈寅恪的重大影响即在于此。
他由此产生、加强的历史悲情成了他观察世变、面对时局的一贯态度，而这正是他本人以
后一直对时局取那种疏离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他来说，这种情绪和态度反映了对近代中国
文化价值失落这一历史悲剧的悲哀沉痛，他以这种悲情来悼念王国维，来悼念曾经代表着
传统文化价值的王朝的消逝，以致于在别人看来，他和王国维一样都是在对清王朝怀着一
种眷眷之情，那都错了。王国维或当别论，陈寅恪对与他有杀祖之仇的清廷是未必怀这种
深情的。
那么在陈寅恪毕生憔悴忧伤的深深的历史悲情背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根本
态度是什么呢？他很早做过的一个自我表白。一旦读出了他那个表白的真正意思，结论是
令人吃惊的，也是逼人深思的。陈寅恪在1933年所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
报告》一文收笔时，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自白：“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
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句话，广为流传，引者甚多，却均未深究
其意。是自谦、自贬呢？还是论学呢？还是讥世？论者或引此言说明陈氏保守，或说明其
守执所学，独忽略了他为何要自己定位于咸、同之世，曾、张之学——前者似乎较后者更
不易解。关键正在这里。咸丰、同治年间并非太平盛世：鸦片战争爆发于道光年间，而英
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名园、逼得皇帝出逃、病死于热河，则是咸丰时之事。同治年间，
奕�、文祥和曾、左、李等人开始搞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在这个时期，老大帝国已因落
后而挨打，但却未彻底沦丧；已被迫开眼看世界，但尚未丧失那种妄自尊大的文化自信；
西方文化已携坚船利炮而来，但还只是作为一个强大而危险的笼统的外在事实，刺激着国
人的文化自省、武备自强意识，还未至国人完全相信西方文明高于华夏文明，因而主动接
受西学，西方学理大规模地输入以至于统摄人心的地步。这是一个人们还相信中国只要稍
为“师夷长技”即可“制夷”，这一切都并不难办到的时代。随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器
物到政制到学术各层面的逐步深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失落，而这时才在走第一
步。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表态似乎意味着他要以这时的状态为起点重新
开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虽然历史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结论可以是对当下的
针砭和对未来的启示。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的学理还足以统摄人
心，以这学理为根据的文化自信还未沦丧。这是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
更新改造，而又不失本土文化的特质的成功的价值转换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一旦对自己文
化价值的自信失落，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时就会把持不住，失去一种健全的心态
。而若没有一种健康稳定的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型就很难指望成功。陈寅恪曾认
为，“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学生”。他对派
留学生之举做这样的苛评，适足为此旁证。派留学生，输入西方学理、批判否定东土旧学
，这正是咸、同以后的事。派留学生是公认的开放进步之举，陈寅恪却如此否定它，他的
潜台词是很激烈的：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国动乱的祸根。以此看来，不但五四时期
那些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家，甚至上溯康梁、严复这些学西方的思想家，都在他批判否定之
列，虽然他对这些人物个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微辞。曾湘乡是儒教道统的传人、同治中兴的
功臣，洋务运动的重镇；张南皮更是“中体西用”的始作俑者；陈寅恪以此二人为自己立
论尺度，其意不问可知。如果我们尽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来体察、揣度陈氏的原意，那么
就可发现，曾、张之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除了他们“历验世务”、安邦治国的功业，
“恭顺勤劳矢素忠，中体西用资循诱”的风范外，恐怕还有这么几点：一是在他们那些现
在看来已落后、陈腐的观点中反映的正是当时思想界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向度；二是在
这种认识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尚存的文化自信（因此在这种自信全然丧失的时代，陈氏对
这种自信的认同就不易为时人所理解）；三是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应以我为主
（中学为体），而对西学只是稍采取可用者（为用），决不是一种价值认同。——这种理
所当然似乎是其时一种文化上的妄尊和愚昧，它与政治上的妄自尊大是相表里的。但应该
看到两者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和灾难，但前者，除了其负面外
，又有其另一面∶若没有了这种文化妄尊和气势所支撑的自信和气度，接受外来文化的过
程就不可能是健康和有效的，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政治、外交上的妄尊愚昧导致了一系
列灾难，而由此一起失落的，则还有文化上的妄尊和气势：此后的国人，在文化心态上就
始终处于一种焦躁、急切和偏执之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民族文化心态成熟的体现；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面每况愈下，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文明古国、泱
泱大国应有的自尊和自信，甚至于连基本的健康的常态都把持不往。陈寅恪或许正是有感
于此，因此极力以他学贯中西的水平（这一点上他有远远高于曾湘乡、张南皮的眼界和理
论），想重新恢复这种文化上的自尊和气度。这是把太沉重的历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这
是要挽狂澜于既倒。也许，他终于是回天无力，但，他确实把自己的历史思考表达得很清
楚。陈寅恪在这一篇《审查报告》中有句名言：“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联系他的自我表白和他在同一报告中的另一些话，我们才能发现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对于西方学说，陈寅恪不但要了解吸收，而且领悟其精髓并尊重之：
他晚年所明确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由此而来的对“我民族”文化精
神的新界说。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确切含义，则见于他在一篇文中对“道教之真
精神”的阐述：“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
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
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实足以相成。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
者”。他的态度于此再明确不过了：先“尽量吸收”，全盘输入。待成己一家之说后“则
坚持夷夏之论”，明夷夏之辨，以此加强、捍卫“本来民族之地位”。这种全盘吸收加上
夷夏之别，就是陈寅恪所谓相反相成，用心可谓良苦。而近代史上，能这么做的最后契机
确在咸丰、同治之间，湘乡、南皮之际。陈寅恪的自我表白，实际上正包含着他的历史思
考和文化更新的总体构想，他的自我定位是甚真甚确的，至此我们才算真正读解、真正明
白了。
怀抱着这样一种已经失去其实现的历史机缘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兴构想的人，在
目睹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的继续不断的失落和被现实无情地抛弃摧毁，他的内心悲苦是无
可言喻的。这就是一个文化遗民的奇哀遗恨。它当然是超乎任何一个家国、王朝、党派的
兴衰更替的。它只关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是文化遗民们赖以立身托命的
文化之根。传统文化的沦亡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终身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绪，他们又把这种悲
情留给了延绵不尽的历史。用陈寅恪的话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
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
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为王国维说的话，后来句句都成了应在
自己身上的谶语，王陈二人，相隔四十多年，带着同样的奇哀深痛离开了人世。
但，纵观历史，陈寅恪这位“文化遗民”并不愿意接受自己“与之共命”的文化已然
终局的结论。他仍然怀抱一种历史的企盼：“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
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不是指今天人们常说的作为一个学派、思
潮的新儒学，而是继承了传统文化所有精华，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在新的历史时代能够统
摄这个民族的心性，给这个民族以新的价值理想，得到其认同、鼓舞其前进的崭新的思想
体系。陈寅恪将其称为新儒学，正表明他是要坚持儒学的精神文化价值的，并将中国的未
来寄托在这上面。但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整个中国思想史进程的总体批判态度——在肯
定其价值核心的基础上的总体批判。旧的一切，包括学理本身和历史进程，其价值只在于
为“新”儒学的产生这一“大因缘”所做的准备和铺垫而已。只有这“大因缘”的实现，
才是民族文化的光辉未来。民族文化的慧命之根在他这儿结的果是对这一可能的理想的坚
定信念。后顾并不使他沉迷，因为他清楚地在中西文化的对勘比较中看到本土文化的缺点
和积弊；前瞻也并不乐观，因为他正面对和经历着传统文化价值失落崩解的惨痛变局。但
他对文化还是有点信心的，所以才说等待“一大事因缘”。
但对文化价值的坚信是能产生某种魔力的。毕生悲观的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却始终表
现出某种乐观：失落了的文化根底可以重新培植，既倒的狂澜可以挽起，文化遗民也许非
但可以延续文化命脉，甚至可以复兴文运、道统和国脉。1942年，他说过这样的话：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适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
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直至山雨欲来的1964年，他仍然对友人表达着这样的信念：“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
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
学术无裨益耶？”在他那一生为兴亡遗恨悲情不已，晚年更至忿郁凄凉的心境中，他始终
使自己看到并相信这一丝亮光。也许只是这一丝光亮，才支撑着他不像王国维那样“与之
共命而同尽”，“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吧。无论对陈寅恪其人、其学，人们还会
作出怎样的评判，也可以不赞成他的文化构想、不赞成他的价值认定，但他在晚年所处的
那样政治高压的氛围中，在终生无法化解的历史悲情的煎熬下，对“我民族”的文化价值
及其复活振兴能抱这样一种信念，并为此坚守自己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
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民主与科学”网站()搜集整理于2002-05-23
分式小故事
：“(讲课时)你一讲有趣的例子，大家都抬起头来，再说两个笑话，气氛就更加活跃，可你一旦进入抽象的分析，对不起，许多眼神很快就黯淡下去，逼得你赶紧去搜索新的趣事……不少大学的课堂，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场故事会，对有趣的细节的渲染，逐渐取代细致紧张、步步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占据授课的中心位置。”如鱼在水，冷暖自知，王晓明所描述的情形，相信在象牙塔执教过的老师都会深有感触的。我们经常目睹这样的场景：老师在台上口干舌躁，而学生或者酣然入眠，或者谈笑风生，或者津津有味地听随身听，或者心无旁骛地看闲书……更有些学生残酷地称呼中文系的老教授为“古董”或“老学究”，一位老先生曾向我叹道：“现在的大学生真难教！现在的大学教师真难当！”
大学课堂难道成了老师们的伤心地了吗？难道只有侃侃明星的花边新闻，聊聊名人的边角猛料，说说稀奇古怪的趣事，骂骂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才能抓住学生的眼球？难道老师只有华山一条路像明星一样拥有说学逗唱嬉笑怒骂的本领才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果真这样，老师岂不成了说书人或艺人。老师牢骚满腹，埋怨学生难伺候，学生这边也颇有微词：“讲得味同嚼蜡，真没劲！”“听某某讲课，不如回家看书！”师生各执一词，如此说来，我们的大学教育莫非真的出了问题？
这种借鉴明星和说书人表演来单纯追求课堂气氛的授课，因其轻松简便和学生容易青睐，我姑且称之为“快餐教学法”。“快餐教学法”当然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一味靠搞笑和表演来提升学生的听课激情，不免陷入了哗众取宠的泥淖中和舍本逐末的怪圈里，以致走入讲课靠搞笑、不搞笑不听课的恶性循环，这不啻于饮鸩止渴。当珍贵的教学时间在搞笑中弹指一挥，学生没能学到该学的专业知识，岂不可惜？！而老师的专业知识没有被派上用场，多年的学养竟换位于取悦学生，岂不悲哉？！
当年，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时，据说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听课的也深受感染。如此声情并茂、手脚并施，学生当然会满怀兴趣地听讲。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记忆力非凡，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讲课时旁征博引，运用自如。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一敲光秃秃的脑袋，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学生因此叹为观止。与梁启超的表演相比，陈寅恪先生的讲课则平实得多。在授课过程中，尽管总是平铺直叙，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放过；每当他讲课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因为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常有人听上好几遍，仍会有新鲜感。即便是《武则天与佛教》这样极易使人联想到“宫闱秘事”的讲题，他也讲得严肃而严谨。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的话。如此讲课，学生能获益匪浅，自然会聚精会神。
从大师讲课的例子可以看出，老师能否受学生接纳乃至欢迎，与是否具有表演才能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能否拿出真东西，能否有使学生信服而受到教益的本领。当然，老师如果口若悬河、身体语言充沛，无疑对增加个人魅力和使课堂生气盎然大有裨益。而口才与表演能力皆属一般的老师，因其坚持一字一板、按部就班的传统授课方式，也许课堂上不无沉闷寡味，但如果确实腹笥丰盈也能赢得学生的服膺。
讲故事、说段子当然不是提高学生听课积极性的不二法门。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将专业知识的艰涩难懂尽可能化解为简单平易，把枯燥乏味的内容换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就使学生不仅不至于兴趣索然，反而被撩拨得兴致盎然。当然，还可以采用增加师生互动，譬如采取专题讨论的方式。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主任库拉基访问中国后也曾指出：“中国仍然采用以讲课为主的教学方法，学术环境仍以授课和背书为主，没有多少讨论。这方面变化不大。”他所指陈的诟病在大学讲课中堪称由来已久，因此在讲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多直接交流，这样就能拓宽学生的思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无须通过搞笑的方式即可达到使学生专心听课的目的。也许，关于大学老师如何讲课业内人士见仁见智，但无论怎么倡导无论怎么改革，首要的一点应该承认和遵循，讲课的目的是能够使自己的知识得以传授给学生，不能使课堂流于浮华、轻薄和搞
的讽刺艺术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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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