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哦本文目录一览：
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医是骗人的
医黑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抵是从新文化运动，郭沫若、鲁迅、胡适之这几位先生开始的，从胡适之先生的“中医不科学”，到鲁迅先生的“中医是骗子”，到郭沫若先生的“宁死不请教中医”，他们可以说是中医黑的鼻祖了，他们反对中医、黑中医的一些观点、看法也成为了如今越来越多人黑中医的至理名言。
你看，郭沫若、鲁迅、胡适先生都黑中医，这几位都是大学者，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中医肯定是骗子，肯定是不科学的……云云。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今中医黑群体们的坚实后盾（名人），真的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吗？
郭沫若
郭沫若先生的人品云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但无疑在那个时期，他的社会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在早年间，郭先生是货真价实的中医铁杆黑，他在一本杂志中发表了一个“神评论”，原话如下：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
郭先生还认为中医只能治好人能自愈的疾病，换句话说，就是中医根本治不了病，病好了是因为病人自己身体自愈的原因。
如今很多中医黑，也将此话奉为圣言，认为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要相信科学，认为相信或了解中医五行、五运六气之类的东西是在侮辱自己这么高的学历。而他们对于中医的态度也是如此，认为中医的全部都是糟粕，应该废止。
后来，有了一个大反转，郭先生又在某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打脸的评论，原文如下：
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
看看大学者说的话，就是不一样，前面宁死不信，后面“我没资格谈这个问题”。其实郭沫若先生这番话同样可以用来敬告如今的“中医黑”们，如果想要黑中医，首先你得先去了解中医，了解中医的文化、思维……，了解后再质疑，千篇一律的“中医治不了感冒”、“古代人寿命那么短，中医没用”……等等，实在是让人看笑话了。
胡适
“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胡适先生这两段话，可以说是比较有深度的，也是如今我们中医应该反思的。
后来的一件事，却让所有中医黑感到十分尴尬了，他的糖尿病在协和医院久治不愈，已被西医认为性命不保，后经朋友推荐，被中医用仅仅一味药：黄芪，便治好了，任何反对，都不如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身上，有更深的体会了。
鲁迅
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中医黑了，鲁迅先生早年前是极其相信中医的，那为何态度转变了呢？
鲁迅先生《坟》中，有一段话，大抵可以算是他开始反对中医的主要原因所在吧，原文如下：
“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携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在另一本书书，他还讲到：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大家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更多的是对中医的失望，而不是反对。但下面这句话，反而可能影响了之后几十年的中医黑基本论调：“中医是骗子”，虽然在以前，在现代依然有不少“伪中医”打着中医的旗号骗人，但不能以偏概全，西医中也有很多拿回扣、误诊、手术失误、骗钱的等，但为何没人说“西医是骗子”呢？
鲁迅先生改变对中医的看法，是在从日本学医回来之后，大家可以从他的日记之中看到他对中医态度的大大转变，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自己用中药治好病的事情，也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量的收集、整理了古中医书籍，大家都可以在书中看到，由此看出，鲁迅先生反对的不是中医，而是庸医，或是中医骗子。
中医黑们常挂在嘴边的论调，鲁迅先生都反对中医，所以我也反对，实在是太过狭隘。
这三位大学者的观念和论调，成为了后世中医黑的至理名言，可能也影响了民国之后整个中医的发展，但我们透过历史，全面的剖析他们的一生，了解到他们态度的转变，我们能对中医有一个更全面、更理性的认知，这也正是当今中医黑们所缺少的。
一个中医失误没治好病人，所有人都在骂中医治不了病；西医院每天治坏那么多人， 可所有人都在夸西医治的没问题，只是疾病太过强大；问题出在哪里呢？
谁知道陈寅怯的相关故事？？？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的历史悲情
吴小龙
几年来，“陈寅恪热”一直持续不衰，研究、推崇的文章、著作连篇盈箧。这对抱着
不可化解的悲情冷落终生的陈寅恪来说，应当是一种告慰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理
解他的悲情，和他在这种悲情中的思考，还有他在这种悲情和思考中的坚定的信念和持守
，那么，这种告慰恐怕是陈寅恪所不需要的。
陈寅恪的悲情是对整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思考的结果。这一段历史确实无法令
人振奋，虽然人们真诚地振奋过。在国人一阵阵地振奋、乃至狂热时，陈寅恪一直冷落地
独处一旁，冷静地旁观、思索，他的悲情在国人的这种狂热中加深，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然而就在这种悲情终至不可化解之时，他仍以其对中国文化的信念顽强地守持着，坚持着
他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着他对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大因缘”的等待
，这是他更可贵之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人从往昔的狂热中出来后，再三再四地拒
绝反思，只是在竭力制造新的狂热中自得、自虐，或者放弃一切信念和守持而在趋潮中放
纵，我们更感到这个孤傲的老学者确实可敬、可佩。
现在人们爱说解读陈寅恪，我以为，要真正读懂他，就要真正理解他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理解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真正态度，还有，就是他对决定性地关
涉到这个文化的命运的两个政权的态度的真切意味——把他看作前清遗老或反共人物都是
迷于一些表面现象的简单化的错误结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是陈寅恪晚年为柳如是作传时才完整地提出来，但
它准确地表达着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而这一认定表明，陈寅恪无疑属于五四那一代人
。表面上看，陈寅恪和曾与他在清华国学院共事过的王国维一样，是个坚持站在传统文化
立场上的守旧派，坚守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然而他用来表达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这所
谓“我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恰恰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弘扬的思想。虽然
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总是被划在五四群体之外，他也确实不曾说过赞扬五四的话，但他
所认同和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分明是五四的精神遗产。以守持传统文化
精神为职志的陈寅恪在讲出这句话时没有半点的�格和勉强，这是值得思索的一件很有意
味的事。一般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并不相容的，然而
在陈寅恪这里，在具体化到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问题上时，它们居然并不抵触和对立。
在我们传统的修身、做人的要求中不但没有这两条，连相似的都没有，有的只是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有的只是忠、孝、礼、义、廉，这些原则都与自由思想无关。倒是在
人格境界的追求中，我们有气节、风骨之说——似乎就是在这一点上，在其落实到人生实
践的层面上时，两者相通了。对中国的“士”来说，或许他必须先遵守上面的所有那些道
德伦理规范，行有余力，在此之上，再追求一种个人的精神境界——气节、风骨、神韵？
但不管怎么说，陈寅恪用自己的始终傲然而立的一生至少证明了一点∶中国士大夫传统中
的某些东西，是能与西方近代兴起的知识分子传统统一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实践
的。甚至于，士的传统中的某些东西至少更能支撑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时局剧变时的立场守
持。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学习，跟
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陈寅恪不为所动，他至死未
有这种表态。是传统的气节，还是西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支撑着他？我想
，两者都有。
可以说，陈寅恪是属于五四精神熏染出来的那一代人，而且，可以说他始终坚持了清
醒的知识分子立场。一位老学者提到，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几乎预见到了十年浩劫
，他那年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头一句，是指《
论语》开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挖苦当时大家抢着“学习”，第二句，
说的是“坑儒”的事，说是秦始皇派人在山上种了瓜，又安装了机关，然后让那些儒生们
去看瓜，当这些儒生们正兴高采烈地“说瓜”，高谈阔论的时候，机关翻下，把他们全都
活埋了。这两句诗真如谶语，其含意令人惊骇。如说陈寅恪当时就能够准确预料到“文革
”，当然不可能，但他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
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从五十年代起，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闹，他的批判态
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
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水（即今朝鲜清川江），文章唯是
颂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
…从五十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最后不是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所谓超过“焚书
坑儒”一百倍的“十年浩劫”吗？应当说陈寅恪当年的感觉是对的，成了不幸言中的预见
。当然，我们并不同意海外有的学人的观点，即据此认为陈寅恪持反共立场。陈寅恪作为
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对政治持一种疏远的态度，对国共两党亦然，在政治上并不反共。
共产党主政后，对陈寅恪一直是优礼有加，尤其是在广东的领导人陶铸，更是曾力排众议
，始终给陈寅恪以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特殊待遇；而且，在鼎革之初，在共产党治理下，
中国很快消除了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初现国泰民安的治局。这些，
足以使陈寅恪对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产生一定的期待，因而谈不上与共产党之间存在任何
“家国之恨”。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合作而有保留。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此后摧残知识分
子心性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他为此也曾明确表达了“义不能辱”，不止一次作过抗争。他
还借颂柳如是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于揭起自己的抗争之帜。陈
寅恪这样做并不是要反共，而只是明确表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一个坚信民
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继承了五四一代追求思想启蒙与民主科学的
精神遗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不能搞文化专制，那会摧残民族文化，戕害民族心性，导致
历史倒退，使我们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道现在不应当把这些观点当作一种常识来
接受吗？
我们再来看看陈寅恪的“文化遗民”心态。人们常把陈寅恪看成遗老式的人物，或者
用胡适的说法，“遗少”，因为清亡之季，他还年少得很，够不上称“遗老”。他的遗民
心态也许与他的家世有关：他有个在湖南巡抚任上力行新政，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
叙用”的祖父陈宝箴；有个绝意仕途，以诗名世，自号“神州袖手人”的父亲陈三立；有
个诗画大家的兄长陈师曾（衡恪）；如此仕宦诗书世家的家风熏陶，不可能对他的性格心
性没有一点影响。也许，这又与他的毕生学术事业有关：他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常人
无法企及的造诣，如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领域；又
精通多种文字，除蒙、藏、满文外，还有现在纯属古董的梵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
、吐火罗文、巴利文等等。（为此，郭沫若后来曾号召青年学生要用集体的努力，“在史
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成为那个荒唐年代留下的笑话之一）但陈寅恪的这些学识，与其
说使他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不如说使他对现实世界有更多的疏远。另外，遗老形象的形
成，恐怕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晚年的处世态度：对现实和政治抱一种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
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解放后，他的诗作中总是满溢着悲凉气息，谁也不会认为他
对时政和现实是认同的。然而若由此推断陈寅恪对中国的哪个政治党派有明确的好恶偏向
，则又大谬不然。他只是出于他所感受到的一种历史悲情、生命悲情的奇哀隐痛而憔悴忧
伤，似乎是无端地在那儿吟咏他的兴亡之恨。因为这在他，是超乎党派之争之上的兴亡感
慨，是一种文化悲情，是在凭吊一种逝去了的、在他看来是那样美好的文化。这是一种不
解的历史情绪。他的这种情绪，其实至少形成于二三十年前，乃至形成于清末民初；至少
在他为王国维的自杀而写的一系列文字中，这种悲情已经有了集中的表达。1934年，
当王国维的遗著结集出版时，陈寅恪为其作序。在他那不太长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中，陈寅恪写下了这样一大段沉痛的话：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
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
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
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
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
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
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
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
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
欤？
这番话，现在读起来，与其说是悼亡，不如说是自白，差不多就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
。看得出，其间凝聚着一种“奇哀遗恨”的文化悲情，几乎已是不可化解了。在陈寅恪这
一番慨叹很深的议论中，实际上，多少有点将王国维的“奇哀遗恨”泛化和哲学化了，在
这种泛化中，陈寅恪欲进而探其更深的隐痛，但是，这种泛化固然能超脱局限于“同时间
地域之众人”未由共喻的“事”、“故”，却也使其部分地失去沉哀。或应反过来说，超
时空的理性之悲情固然有之，但令人“憔悴忧伤继之以死”的，却总还是其所处之时、地
、事、故。因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悲情本来正是应给人以超越当下时空和现实事、故的睿
智和清醒的；使这种悲情不带来超越情感，而带来奇哀沉痛的，恰恰是所置身的时代的时
局和事变，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价值理想崩溃的意味。抽去了这些具体内容，王国维就大可
以去做一个庄周或陶潜，而无须自沉昆明湖了。王氏的奇哀遗恨，正是其所处之时、地、
事的纠结及其所象征的文化价值失落的结果。后人思索它，亦须直逼这一具体的价值失落
之所由来而追问、深思。陈寅恪的说法，对于撇开具体的、当时有所特指的人事纠葛以见
王氏自沉的深隐的文化悲情，虽然自有其更深刻的认识和思索在其中，但他将这种奇哀隐
痛泛化，却确实是以自己的感受来理解王国维，并因而形成和加强了自己的悲剧情绪，这
种情绪，这种历史悲情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王国维之死对陈寅恪的重大影响即在于此。
他由此产生、加强的历史悲情成了他观察世变、面对时局的一贯态度，而这正是他本人以
后一直对时局取那种疏离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他来说，这种情绪和态度反映了对近代中国
文化价值失落这一历史悲剧的悲哀沉痛，他以这种悲情来悼念王国维，来悼念曾经代表着
传统文化价值的王朝的消逝，以致于在别人看来，他和王国维一样都是在对清王朝怀着一
种眷眷之情，那都错了。王国维或当别论，陈寅恪对与他有杀祖之仇的清廷是未必怀这种
深情的。
那么在陈寅恪毕生憔悴忧伤的深深的历史悲情背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根本
态度是什么呢？他很早做过的一个自我表白。一旦读出了他那个表白的真正意思，结论是
令人吃惊的，也是逼人深思的。陈寅恪在1933年所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
报告》一文收笔时，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自白：“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
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句话，广为流传，引者甚多，却均未深究
其意。是自谦、自贬呢？还是论学呢？还是讥世？论者或引此言说明陈氏保守，或说明其
守执所学，独忽略了他为何要自己定位于咸、同之世，曾、张之学——前者似乎较后者更
不易解。关键正在这里。咸丰、同治年间并非太平盛世：鸦片战争爆发于道光年间，而英
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名园、逼得皇帝出逃、病死于热河，则是咸丰时之事。同治年间，
奕�、文祥和曾、左、李等人开始搞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在这个时期，老大帝国已因落
后而挨打，但却未彻底沦丧；已被迫开眼看世界，但尚未丧失那种妄自尊大的文化自信；
西方文化已携坚船利炮而来，但还只是作为一个强大而危险的笼统的外在事实，刺激着国
人的文化自省、武备自强意识，还未至国人完全相信西方文明高于华夏文明，因而主动接
受西学，西方学理大规模地输入以至于统摄人心的地步。这是一个人们还相信中国只要稍
为“师夷长技”即可“制夷”，这一切都并不难办到的时代。随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器
物到政制到学术各层面的逐步深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失落，而这时才在走第一
步。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表态似乎意味着他要以这时的状态为起点重新
开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虽然历史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结论可以是对当下的
针砭和对未来的启示。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的学理还足以统摄人
心，以这学理为根据的文化自信还未沦丧。这是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
更新改造，而又不失本土文化的特质的成功的价值转换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一旦对自己文
化价值的自信失落，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时就会把持不住，失去一种健全的心态
。而若没有一种健康稳定的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型就很难指望成功。陈寅恪曾认
为，“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学生”。他对派
留学生之举做这样的苛评，适足为此旁证。派留学生，输入西方学理、批判否定东土旧学
，这正是咸、同以后的事。派留学生是公认的开放进步之举，陈寅恪却如此否定它，他的
潜台词是很激烈的：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国动乱的祸根。以此看来，不但五四时期
那些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家，甚至上溯康梁、严复这些学西方的思想家，都在他批判否定之
列，虽然他对这些人物个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微辞。曾湘乡是儒教道统的传人、同治中兴的
功臣，洋务运动的重镇；张南皮更是“中体西用”的始作俑者；陈寅恪以此二人为自己立
论尺度，其意不问可知。如果我们尽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来体察、揣度陈氏的原意，那么
就可发现，曾、张之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除了他们“历验世务”、安邦治国的功业，
“恭顺勤劳矢素忠，中体西用资循诱”的风范外，恐怕还有这么几点：一是在他们那些现
在看来已落后、陈腐的观点中反映的正是当时思想界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向度；二是在
这种认识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尚存的文化自信（因此在这种自信全然丧失的时代，陈氏对
这种自信的认同就不易为时人所理解）；三是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应以我为主
（中学为体），而对西学只是稍采取可用者（为用），决不是一种价值认同。——这种理
所当然似乎是其时一种文化上的妄尊和愚昧，它与政治上的妄自尊大是相表里的。但应该
看到两者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和灾难，但前者，除了其负面外
，又有其另一面∶若没有了这种文化妄尊和气势所支撑的自信和气度，接受外来文化的过
程就不可能是健康和有效的，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政治、外交上的妄尊愚昧导致了一系
列灾难，而由此一起失落的，则还有文化上的妄尊和气势：此后的国人，在文化心态上就
始终处于一种焦躁、急切和偏执之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民族文化心态成熟的体现；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面每况愈下，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文明古国、泱
泱大国应有的自尊和自信，甚至于连基本的健康的常态都把持不往。陈寅恪或许正是有感
于此，因此极力以他学贯中西的水平（这一点上他有远远高于曾湘乡、张南皮的眼界和理
论），想重新恢复这种文化上的自尊和气度。这是把太沉重的历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这
是要挽狂澜于既倒。也许，他终于是回天无力，但，他确实把自己的历史思考表达得很清
楚。陈寅恪在这一篇《审查报告》中有句名言：“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联系他的自我表白和他在同一报告中的另一些话，我们才能发现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对于西方学说，陈寅恪不但要了解吸收，而且领悟其精髓并尊重之：
他晚年所明确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由此而来的对“我民族”文化精
神的新界说。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确切含义，则见于他在一篇文中对“道教之真
精神”的阐述：“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
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
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实足以相成。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
者”。他的态度于此再明确不过了：先“尽量吸收”，全盘输入。待成己一家之说后“则
坚持夷夏之论”，明夷夏之辨，以此加强、捍卫“本来民族之地位”。这种全盘吸收加上
夷夏之别，就是陈寅恪所谓相反相成，用心可谓良苦。而近代史上，能这么做的最后契机
确在咸丰、同治之间，湘乡、南皮之际。陈寅恪的自我表白，实际上正包含着他的历史思
考和文化更新的总体构想，他的自我定位是甚真甚确的，至此我们才算真正读解、真正明
白了。
怀抱着这样一种已经失去其实现的历史机缘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兴构想的人，在
目睹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的继续不断的失落和被现实无情地抛弃摧毁，他的内心悲苦是无
可言喻的。这就是一个文化遗民的奇哀遗恨。它当然是超乎任何一个家国、王朝、党派的
兴衰更替的。它只关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是文化遗民们赖以立身托命的
文化之根。传统文化的沦亡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终身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绪，他们又把这种悲
情留给了延绵不尽的历史。用陈寅恪的话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
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
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为王国维说的话，后来句句都成了应在
自己身上的谶语，王陈二人，相隔四十多年，带着同样的奇哀深痛离开了人世。
但，纵观历史，陈寅恪这位“文化遗民”并不愿意接受自己“与之共命”的文化已然
终局的结论。他仍然怀抱一种历史的企盼：“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
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不是指今天人们常说的作为一个学派、思
潮的新儒学，而是继承了传统文化所有精华，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在新的历史时代能够统
摄这个民族的心性，给这个民族以新的价值理想，得到其认同、鼓舞其前进的崭新的思想
体系。陈寅恪将其称为新儒学，正表明他是要坚持儒学的精神文化价值的，并将中国的未
来寄托在这上面。但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整个中国思想史进程的总体批判态度——在肯
定其价值核心的基础上的总体批判。旧的一切，包括学理本身和历史进程，其价值只在于
为“新”儒学的产生这一“大因缘”所做的准备和铺垫而已。只有这“大因缘”的实现，
才是民族文化的光辉未来。民族文化的慧命之根在他这儿结的果是对这一可能的理想的坚
定信念。后顾并不使他沉迷，因为他清楚地在中西文化的对勘比较中看到本土文化的缺点
和积弊；前瞻也并不乐观，因为他正面对和经历着传统文化价值失落崩解的惨痛变局。但
他对文化还是有点信心的，所以才说等待“一大事因缘”。
但对文化价值的坚信是能产生某种魔力的。毕生悲观的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却始终表
现出某种乐观：失落了的文化根底可以重新培植，既倒的狂澜可以挽起，文化遗民也许非
但可以延续文化命脉，甚至可以复兴文运、道统和国脉。1942年，他说过这样的话：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适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
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直至山雨欲来的1964年，他仍然对友人表达着这样的信念：“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
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
学术无裨益耶？”在他那一生为兴亡遗恨悲情不已，晚年更至忿郁凄凉的心境中，他始终
使自己看到并相信这一丝亮光。也许只是这一丝光亮，才支撑着他不像王国维那样“与之
共命而同尽”，“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吧。无论对陈寅恪其人、其学，人们还会
作出怎样的评判，也可以不赞成他的文化构想、不赞成他的价值认定，但他在晚年所处的
那样政治高压的氛围中，在终生无法化解的历史悲情的煎熬下，对“我民族”的文化价值
及其复活振兴能抱这样一种信念，并为此坚守自己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
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民主与科学”网站()搜集整理于2002-05-23
我言秋日胜春朝_高中优秀议论文范文5篇
我言秋日胜春朝_高中优秀议论文范文900字
无意中翻到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几点水纹，几抹残云。一扁舟，一钓叟，除此之外，满卷皆虚空。这叫留白，是中国水墨画中荡开的浓重一笔。全卷只有几处重点物像是细心勾勒的，其余只是略作铺陈，甚至不沾半点墨。全卷意蕴于是从二维纸面伸展成了无限。
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南宋马远与夏圭，人称马一角、夏半边，尤善留白。而宋前的山水画师，大多是事无巨细，皆一一列举下来。怕是远处草丛中几块石子、几块污秽的牛粪，前人也会一丝不苟的记录下来，装裱以登大雅之堂。布满画纸的山水，自也有它的美，碧水蓝天，枯藤怪石，强烈的视觉冲击，喂饱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审美。仿照古人的《清明上河图》，一千多人物，雕梁画栋，飞桥屋檐，美、大气。但马远与夏圭，偏不爱这耗尽精力、体力的活儿。再者，前人已留下大量如此详尽的山水，再走这条路，恐怕历史上只会多两个无名的山水画师，却少了“马一角”“夏半边”!
古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乐观与通达，也是个性与创新。自古太多的悲秋怀古，似乎一到秋天，日历一撕下，人的心境也会转凉，尽管那炎热与夏天并无二致。“前人之述备矣!”秋，承载了太多的悲伤情怀，有“天凉好个秋”，也有“物换星移几度秋”“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只有这一声啼鸣，唤起了后世对秋的审美。“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成排的雁、鹤不同于以往，成了欣欣向荣的象征，成了最美的秋词。这便是“唱反调”“叫板”之美。
有些话，别人也说过，我便不必再附庸风雅;只有别人无话可说时，才是我的主场，我的黄金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正是这样的人吗?面对一个妓女，他不似别人一样心怀芥蒂，以别样目光看她，而是在目盲情况下口述了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是个性与创新，也是对人性的敬重。同样，韩干，那个画马的宫廷画师，亲身入马厩，与马儿共同生活，不听从老师的劝诫，才成就了《照夜白》。韩干的马，大多腰体肥圆，怒目圆睁，没了以往画师的瘦马，病不啦唧的。鲁迅先生的话犹在身边萦绕，“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了，只有于杂草丛生处辟蹊径，才能避免在他人的康庄大道上流于平庸，才能成为为人记住的开路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才能成为马远、夏圭、陈寅恪和韩干……只愿在不断流淌的长河中，尽管洪流碾过，巨山平偃而下，我却依旧能听到“我言秋日胜春朝”抑或更响亮、更不同于他的啼鸣。
与“虚拟”保持一定距离_社会科学议论文900字
自二战中一台图录机发明，网络遍及全球，虚拟世界一点点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曾以为这些被我们人类所创造的机器只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的无智的编程，但当谷歌阿尔法狗轻松打败棋王，当在一个被视为人类引以为傲的思维，创新领域被人工智能轻易战胜时，我们不能不正视AI、VR将在未来扮演的角色，当 “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虚拟比真实更真时，我们是否还需要费力区别这两者?
于是便会有人视VR为猛虎洪水，悲观地认为若我们允许虚拟进入、干涉我们的生活，人类便将灭亡，而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虚拟蓬勃发展带来的利处是明显的。VR可以大大降低社会的沟通成本，购物、看病、交流、娱乐的定义都将被改写。想象一下，一些生下来就被认定残废的人们，一些本自以为一生都无法看到光折射下的七彩人间，无法用脚接触泥土的人，在拥有VR后可以再一次认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残疾，一些因经济原因无法见识世界的人也可借此开阔视界。虚拟是在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世界，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虚拟使人更加为“人”。
我从不反对虚拟与生活的结合，但在我们欢喜于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时，我更想提醒，我们不能一味的沉浸于虚拟中，从而被虚拟所奴役。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人终将毁于他所热爱的东西。”一味甚至盲目的赞美虚拟，甚至将虚拟当做全部的人生并以此为平常，人类便将失去他最宝贵的东西——人性及思维创造，若我们完全拥抱这个虚拟构成的新世界，沉迷于虚拟对我们感官上的刺激，我们便会渐渐依赖虚拟，从而成为虚拟的奴隶，甚至走向灭亡。
我们对虚拟保持距离，是因为我们还在乎真假，也许虚拟可以营造真实，但我们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
事实上，虚拟与真实的靠近，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相似，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考虑一个问题，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这个事终究与我们创造出来的虚拟有什么区别?人究竟区别于其它的地方在哪里?
我认为，这便是人性，便是人愿超越“人”的思想，如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所言，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人是一个桥梁，人应当被超越，若我们沉迷虚拟，我们便将停滞。我希望，我们应该在VR的帮助下，更好的追求更高的东西，VR为物，应被我所用，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人类将进化为尼采所预言的“超人”。
虚拟让我们更加成为人，并借此我们应与虚拟保持一定距离，人应超越虚拟、真实。
于无声处听惊雷_有关于创新的议论文1200字
《庄子·齐物论》里风吹万窍，声音各异，有呜咽声，有的像鬼哭狼嚎，也有动听的沉吟，“吹万不同”，可风一停，就没了声音，死气沉沉。这自由的风来得真好。一如自由的说话，别人无话可说处，你依然有话要说，也许是个性的彰显，也许是人来疯，也许是不相信皇帝真穿了新装的质疑，又或者，是创新意识的灵光一现。有多少张牙舞爪的另类，也就有多少“老鱼跳波瘦蛟舞”的诗意，断不可少了这份自由。
别人无话可说，或许后知后觉，不及你聪明。或许是大家畏惧权威，如童话故事里看皇帝的新装，心知肚明，不愿发声，装糊涂。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尤为喜欢沉默为金、韬光养晦。按阿城说法，大概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那么，若为真理而发问，乃至质疑，这种个性的彰显，就是不畏权威，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的执着。但是，若一味为问而问，为说而说，彰显个性，便成了张扬个性，是叛逆，是青春荷尔蒙的旺盛，是刷存在感，标新立异。这样的人，如今多了去，网络上随处可见暴跳如雷的键盘侠。许多讲座提问环节，多有怪异的问题，言之无物，不知所云，却赚足了眼球。 可我们不会因噎废食，依然宽以待之，由他们各抒己见，因为，不把渠道堵死，才会有精彩之语，才有创新之见。
而创新之人，有时也是彰显个性之人。创新意识，有时也闪现在愣头青的张扬里。今日之彰显，是他日的独树一帜;今日之叛逆，是明日的不落窠臼。木心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 就像黄遵宪写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的创新，难免遭人讥讽，可他不在乎。昔日义玄禅师，别人讲的他不这样讲，越发显得他是野狐禅，被骂得扫地出门，好不凄惨。正所谓“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后开临济一宗，法脉延续最久。
当年马云四处游说，描绘网络购物的愿景，也四处碰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歪瓜裂枣的笑话。一以贯之不易，独辟蹊径真难。他们的个性、叛逆，是创新最初的倒影，可是，未能修成正果前，只是另类罢了。 所以，呼唤创新，不妨从尊重个性，甚至尊重一个偏见开始。
钱钟书在《论偏见》里说，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
罗素也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千人一面，时刻保持一种姿态真让人腻味。《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贾府，王夫人回贾母似有若无的疑问时，说：“有本事的人难免吊歪。”你看，有本事和吊歪，创新和个性，总是如影随形。那么，何必绷着个脸呢? 可是，我们看见多少中规中矩的标准，扼杀了个性，也扼杀了创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多少有棱角的后生被磨得合乎所谓的规矩，少有创见，没有创新，察言观色，人云亦云。龚自珍诗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诗现在依旧不会过时。
有人曾批评如今的年轻人暮气沉沉，没有朝气，批评得对，可是，什么环境促使年轻人特有的蓬勃朝气日渐稀薄，更值得商榷。否则，未来的年轻人依旧暮气沉沉。 《一代宗师》有句台词我很喜欢。八卦掌掌门人年事已高，承诺退隐，说：“年轻人要出头，总要给他个机会不是?”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要出头，不妨就给他们个机会吧，彰显个性，锐意创新，由他们造反为王去。
亮剑无声处_优秀议论文700字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句话很令人回味。“不要在喧嚣处歌吟，否则，你的歌声也将成为那喧嚣的一部分。”细细思索，此言余谓为信然。也许，在众人经过的大道上我们的声音纵使再高亢也无人知晓。
我们惟有亮剑无声处，才能不合大流，唱出自己的旋律。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历来为文人墨客推崇赞赏。然而细想，倘若没有那“前人之述备矣”的走出大流，而仅仅徘徊于“春和景明”“一碧万顷”之泛泛言谈，又怎会有《岳阳楼记》的成功。惟有在众人无声处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真心慨叹，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方有千年不衰的魅力。且看鲁迅先生那激昂的文字，听听那不朽的声音。
在万众沉默的恐怖气氛中，鲁迅先生第一个喊出了他的心声，亮出了他的思想之剑。“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他在民族的沉寂中亮出的声音，宛如警钟般唤醒了麻木不仁的世界。亮剑的背后，往往是一颗不拘于时、独立于世的心。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在今人的耳畔回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声音未曾消逝。别人已说处，自然不必再附和;别人无声处，需要的是我们的亮剑精神!然而，现实中的我们，真的做到亮剑无声处的又有几人?
王开岭先生在《古典之殇》中曾无奈地感慨：“我们唱了一路，却发现无词无句。”喧嚣匆忙的社会中，我们歌咏的究竟是什么?能唱出自己的歌词与心声的，究竟能有几人?社会在发展，但我们不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何不在众人袖手旁观之际打破冷漠的沉寂，用行动诠释自己内心的声音?何不在众人口口声声、模仿作秀的网络世界，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新时代中，亮剑无声处需要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海子那份“众人都要将火熄灭，而我独将此火高高举起”的坚持，抑或是斯巴达克斯为心中的太阳城而挣断绳索的激情。惟有亮剑无声处，方能无愧于己，无愧于心。人生易逝。惟有于众人无声处亮出自己的声音，方能不枉此生。
差别待遇_高三年级差别议论文800字
赞扬与责骂的差别在哪儿?
对于小明来说，是一百分与九十八分间的毫厘。
对于小亮来说，是及格与不及格间的跨越。
看似的差别待遇毫无道理，仔细思索却能悟出其间的合理。
如他人言、人生来不平等，自呱呱坠地时起，每一个生命便是一个独自的个体，有着其属于自身的优劣与价值，生而如此，又怎能以一条统一的刻线，单薄的规矩丈量一个个鲜活而独立的生命呢?
千年前，圣人孔子便提出“因材施教”的主张，弟子三千人，有富可敌国的巨贾，有位极人臣的政客，形形色色不一而是，而孔子，则成为后世称赞景仰的伟大教育家，究其根本，在于其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扬其长补其短，因材施教，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别待遇”，才使得每个人都得尽展其能，各得其所。
社会对于每个人，应有不同的要求，正如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既不能缺少轰隆雷鸣的马达，也不能松懈默默无名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可能对于小亮而言，九十分是他永无无法企及的高度，及格便是其尽其所能的结果，若是我们只是用统的标杆来评价不一样的人，那世间将会埋没多少奇能与怪材!
是的，我们社会需要差别待遇!正如航天器的研发需精确到小数点后十多位，而汪洋恣意的书画只求神形俱备即可;正如廉颇以身经百战显赫战绩位列上将，蔺相如以如莲巧舌精巧说辞为上卿;正如舌尖上的中国中一位位能人以食物铺写精致，《我在故官修文物》中一双双巧手以古物刻写精华……各行各业，各得其所，差别待遇而实现整体的共赢!
由此观之，作为肩负向国家与社会输送人才的责任的学校，更应抛弃条条框框，拼弃墨守成规之道，改革创新，因材施教，用一把把不同的刻刀，雕琢出每一个莘莘学子的独特光华，以不同的标准，相同的诚意，培养出各取所长的栋梁之材!差别的待遇，相同的匠心;不同的准则，同样的期许。
我一直坚信，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芳华，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而我，愿养我浩然之气，展我独特风采!
“差别待遇”不差别!
读《云乡丛稿》，书人书事知多少
文｜筠心
十多年前，有位书蠹朋友向我推荐了邓云乡的书。当时书店里不大能买到他的作品，于是我就在网上试着读了一本电子版的《水流云在书话》。那时我视力尚可，既无飞蚊症，也未添老花，每晚下班回家，歪在电脑前阅读数页，浓浓的书香透过屏幕，弥漫小屋，乃至沁人心脾……后来，网购便利了，我陆续入手《云乡话书》、《文化古城旧事》、《红楼梦导读》、《云乡琐记》等。一卷在握，随读随划，更添了许多惬意。
但我有个毛病，读邓云乡的书，总也读不快。因为他的书之于浅陋无知的我，里边不少内容是从未谋面，甚至闻所未闻的所谓生书。读生书，自然新鲜有趣，却须多费些心思去理解去消化。而我一直是以学习的心态来读邓书，又岂能容忍自己囫囵吞枣呢？
不过，最近我读《云乡丛稿》，三十万字却只用了半个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大声朗读，这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即使遇着相对烧脑的内容，也不易分心走神。正当我为自个儿发明的妙招洋洋得意时，好巧不巧又在书中的“夏、叶《文章讲话》”篇读到：
换而言之，朗读是连接起作者与读者感情的一座桥梁。无非是多喝两杯茶水，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便将《云乡丛稿》真的读完了。书中倒数第二篇是“百年商务旧话”，末段我连读三遍，不禁热泪盈眶：
这篇末尾注有：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完稿于浦西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是啊，距二十一世纪不到三年，可是邓云乡却没等到——因为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并不算高寿的他却为读者钩沉了无数书人书事，与他同时代的，或更往前的，并秉持梁任公所云：笔端时带感情，留下了一篇篇有情有温度的文字……这么前后一联想，我又怎能不唏嘘呢！
邓云乡的书斋名“水流云在”，取自杜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他曾说，面湲湲之流水，望悠悠之白云，这是一种很好很理想的意境。如今，云亦随水而逝……唯有翻开《云乡丛稿》，摘取数朵云彩，是借花献佛，也是怀念。
• 潘曾莹与《庚戌春闱纪事诗》
科举考试的年代，家中若有子弟考中举人进士，那自然是无上的荣光。记得丰子恺的散文记他的祖母，临终前如何咬牙挺住，直至获悉儿子中举的喜讯，才欣然逝去。我幼年时，家乡有一处残破旧宅，名曰“世进士第”，据说这家祖上出过父子双进士。那时科举早已不兴，不知“进士”为何物的我，只瞧着大人们谈起这段历史时的神情，也不由得心生崇敬。后来，读书多了，才知莫说父子两代，科甲鼎盛的人家，六七代间，竟可以状元、探花、翰林、进士搴芳竞秀，才人辈出。比如苏州潘世恩、潘祖荫的“贵潘”家族。
前有父亲潘世恩由状元至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后有侄子潘祖荫自探花郎至工部尚书入军机，夹在中间的潘曾莹只能“无奈”地被隐没。虽然没有那祖孙俩的赫赫声名，但事实上，潘曾莹并不平凡。他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且能诗善画，才华了得。潘曾莹两次被选中掌文衡，即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阅卷工作，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成为进士。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抡才大典，潘曾莹参与其中，那么，他能是泛泛之辈吗？
第一次是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潘曾莹是同考官，即十八位房师之一，负责将举子们的卷子择优挑选加批后，再推荐给四位正副总裁定夺。从三月初六进场，至四月初旬阅完卷、填好榜，潘曾莹食住在试院里一个多月。他所作的《庚戌春闱纪事诗》，便反映了那段时光里紧张又忙碌，荣耀兼欣喜的感受与心情。
邓云乡选取其中一组《分校杂咏》小诗，那里边的四首以飨读者，而我作为二道贩子，再选偏爱的两首，回味并珍藏：
先说前一首，若不知晓当年试场里的掌故，确实难领会这句“出蓝妙选择”，究竟妙在何处？原来考生们墨笔写的卷子不能直接拿给考官，必须经抄手用朱笔重抄一份，所谓的“朱卷”，方能送去评阅。因此考官在卷上写批语，就得用蓝笔了。而至于非蓝笔不可，还有一层寓意，那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内含对新晋进士的殷切寄望。想不到，竟是一支如此细腻而精心的妙笔啊！
后一首是咏存放落榜者卷子的卷箱，今日的考官当年也曾十年寒窗苦读，名落孙山的滋味感同身受，所以你的心血与泪痕，过来人我又怎会不知呢？
藉着潘曾莹的诗笔，我们得以窥见被滚滚历史洪流淘汰了的科场一隅。是的，那早已过时，但也的的确确为国家选拔出了像曾国藩，像林则徐这样的栋梁之才。尤其诗中的情意，何时读来，都不失亲切动人。
• 陈师曾与《北京风俗图》
读邓云乡的书，我常自叹孤陋寡闻。比如陈师曾，这位上世纪初誉满京华的画家、诗人、金石篆刻家，我是最近才自《云乡丛稿》中认识。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祖父——因“戊戌政变”而被撤职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知道他的父亲著名江西派诗人陈三立，人们常说的散原老人；更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弟弟，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历史学家陈寅恪；至于他那位不拘形迹的至友鲁迅先生，他慧眼所识，且大力提携的大画家齐白石，不光是我，恐怕得举世皆知。然而，绕了一圈，我却独独漏掉了他，终归是书读得少啊！
师曾先生大名陈衡恪，幼年失母，成年后两度丧偶的他，个人生活实属不幸。然而，他的为人却是温雅随和，在朋友中极有人缘。陈师曾与鲁迅先生曾三度相处，从南京陆师学堂，到留学日本，到北京教育部工作，两人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鲁迅先生管陈师曾要印章，要画儿，那是张口就来，不带客套；而陈师曾对于鲁迅先生给的润资，也是毫不客气，照收不误。此外，他还有一班时常在宣南法源寺看花雅集的文人师友，比如陈石遗、黄晦闻、林宰平、姚茫父等。
师曾先生自言：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中“陈师曾的风俗画”一节说：“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两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想不到，外行人居然看出了门道。
邓云乡则强调师曾先生的画，其独特处在于：“他画中所表现的创造性和思想性，这是别的画家所没有的。”
因为有书卷气，他的《北京风俗图》三十四幅画，名字即便曰“俗”，画却丝毫不俗；因为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清末民初的市井百态，被他描画得栩栩如生，并细致入微。略举几幅画名，可见一斑：《糖葫芦》、《拾穷人》、《菊花担》、《泼水夫》、《人力车》，而他，一个贵公子的公子，一个留过洋的“中层干部”，却能为一群困苦无告的底层贫民倾情着笔，其良苦用心能不令人感动吗？
更相得益彰的是，还有数位与师曾先生过从甚密的文友为《北京风俗图》题诗题词，以便后人能清楚地了解当时社会风貌。比如《泼水夫》，两人推着水车，用长柄木勺在街头巷尾洒水，青羊居士（何宾笙）题云：
而两榜进士出身，又有留学经历的姚茫父，更是大手笔——为三十四幅画各填了一阕词，题泼水夫的是《双鸂鶒》：
这真是雅俗皆有了！让人惋惜的是，通常画家高寿的多，师曾先生却只活了四十八岁，不能有更多的作品传世，叹叹！
• 鲁迅与《北平笺谱》
我之所以对邓云乡的书爱不释手，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边总会时不时爆些我闻所未闻，且其他书里没有的“猛料”。八卦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我实在不能例外。《云乡丛稿》里，这次借着《胡适日记》，揭了一对兄弟的短，大名鼎鼎的大文豪鲁迅与给人感觉几乎是无书不读、著作等身的周作人，两人居然曾双双落选秀才考试，尤其弟弟，考了三次都没过。这是有多难考啊？诸位，您还敢再小瞧秀才吗？
另一桩意外是，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共同编印《北平笺谱》的事儿。以我国新文化旗手著称的鲁迅先生，却对传统文化之一的笺纸，对木板画心怀眷恋顾惜，近而产生“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的担忧。于是，身处上海的鲁迅先生提出倡议，约同知己郑振铎先生，请他在教书之余遍访北平琉璃厂各家南纸店，搜购精美雅致的笺纸。接着，一个在沪选稿、编审，另一个在京联系印刷、出版事务。历时近一年时间，两地也不知往返了多少次邮件，含三百四十幅笺纸，分装六册的《北平笺谱》出版成书了！
此事往大了说，是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往小处说，也是为那些默默无闻、辛苦劳作、技艺精湛的刻制水印笺纸木版艺人正名了，因为《北平笺谱》的目录中，画家与刻工名字并列，比如“花果，四幅，陈衡恪画、张启和刻”。这便是我们印象中常常要去战斗，要去革命的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珍视。
是的，我们已经很久不写信了，笺纸早已成了秋扇。可是，当我们读到木心的“车，马，邮件都慢”，不是照样感动吗？这或许就是《北平笺纸》于个人的意义。文化从来不是断层的，何况那些精华部分，虽旧，却仍是好东西，值得珍藏。
对于《北平笺谱》，邓云乡有一段很精彩，且略显激动的议论：
西谛是郑振铎先生的字。收在《云乡丛稿》里的这篇“《北平笺谱》史话”有个副标题：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年祭，此文完稿于一九八六年，距离《北平笺谱》出版，已过去了五十二个年头。岁月悠悠，愿美永恒，永不销沉……
• 陈声聪与《旧都文物略》
“《旧都文物略》小记”篇幅不算长，读来却十分亲切。第一段邓云乡讲述自己喜得宝书的经过，读书人的可爱劲活脱眼前：
诸位，您是不是也特好奇，让邓云乡如此倾心，唯恐失之交臂，不惜重金买下的宝书，它究竟有何来历？那是一本民国旧书——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冬天的《旧都文物略》，编辑者是“北平市政府秘书处”。这本巨型画册内有照片四百多幅，十五万多字文言文穿插其间，共分十二门：“城垣略”、“宫殿略”、“坛庙略”、“园囿略”、“坊巷略”、“陵墓略”、“名迹略”上下、“河渠关隘略”、“金石略”、“技艺略”、“杂事略”，宏大地展现了七七事变前北京的风土风貌世俗人情，真可谓弥足珍贵。
但其实这部北京历史文献，最初的编纂主旨是“为导游之助”。在旧市长袁良的主持下，为数不多的几位编辑人员，冒着酷暑据书查考，实地摄影，历经五个月编纂而成；可等到书得以付印，已是新市长秦德纯任上，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某人，便挂了个坐享其成之名。
此书令邓云乡尤感亲切的，是因为人。首先为秦市长代笔写序的机要秘书柯燕舲，曾经是他的老师；再者主编汤用彬的弟弟汤用彤，是他在北大文学院就读时的院长；最后，编辑之一陈声聪是他在沪上结识的忘年交，两人聊起京华掌故来，真真是不亦叹乎……更难得的是，陈老先生当时仍健在。因此，邓云乡获此宝书，顾不上回家，便径直赶往老友处，请他老人家题字。睽违五十载，人与书重逢，是何种情景，不说也知了。
陈声聪老先生的题跋中云：
原来编印此书，导游之外，还有这层深意。那正是侵略战火由关外即将蔓延入关之时，想来陈声聪身为袁市长的机要秘书，应该是知道些内情的。
陈老享高寿，活了九十一岁，耄耋之年仍勤于著述，精神可嘉。尤其他晚岁出版的《兼于阁诗话》，被评媲美于其福建同乡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邓云乡感叹与福建人有特殊缘分，青少年时期在皇城根儿，作为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璧后人的房客，十余年之久；临老在沪上，又有缘认识陈声聪，半个世纪前的旧籍，获原编者题跋，不啻为一段艺林佳话乎？
• 后记
《云乡丛稿》中，令我感动的书人书事颇多，粗粗罗列便有十三则，若全部摘取，篇幅过长，读来不免疲乏。所以，还是决定狠下心来取舍，取者入本篇；舍者先藏着，待来日再写入另一篇？都是好东西，当一视同仁。
邓云乡说，他与福建人特有缘分。我虽不会闽语，但父系一族却也是如假包换的闽人，那算不算我与云乡先生也有一点点小缘分呢？哈哈，说笑话了。但我真心爱读他的书，会心处共鸣处举不胜举。
仍以“百年商务旧话”篇为例，邓云乡回忆曾于一九五四年冬，在南京清凉山后见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这部大型辞书的主编，当时已六十多岁的方毅老先生：
其实，云乡先生，我能想象。因为我读您的作品时，也曾被“真有如佛家当头棒喝”击中，以至于深深地痛悔自己虚度时光……
＊ 图片系陈师曾画作，来自网络。
【同系列文字】
读《云乡琐记》，感受学人之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