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适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涂鸦系列“杜甫很忙”爆红网络。杜甫确实很忙，他也不敢“闲”，因为杜甫的父亲名叫杜闲。古人讲究避讳尊长，杜甫一生写诗极多，保存下来的有约1500首，却从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亲名海棠，他也从来没写过海棠诗。后世苏轼就曾在诗中提及过“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王安石也有诗云：“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

诗鬼李贺才华横溢，诗名远播，只因为父亲名李晋肃，“进”与“晋”字同音，时人谓他应避父讳，迫于时论，他不能参加进士考试。李贺仕途失意，一生不得志，27岁就郁郁而终。

避讳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禁忌。《公羊传·闵公元年》曰：“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则。避讳制度起源于周朝，秦汉以后日趋严格。避讳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避讳类型

避讳的主要对象

常见避讳方式

国讳

当朝天子及其祖先

①用“某”字代替。②用“讳”字代替。③以其他字代替。

④省阙法，省去或留空格。

⑤减笔划。

⑥使用变体字等。

家讳

父母及祖辈

圣讳

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

官讳

长官

一、国讳

国讳，又称为君讳、公讳，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要遵循规则。《隋书·礼仪志四》曰：“汉法，天子登位，名布于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咸避。” 本朝历代皇帝及其先祖的名讳不可言、不可书，并且地名、物名、官名、人名也要避讳。

秦庄襄王原名嬴异人，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孝文王的儿子。当时孝文王尚为太子，华阳夫人深受宠爱，却没有子嗣，在吕不韦的推动下，收异人为养子。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贵族，异人为取悦华阳夫人而穿楚服拜见，并更名为子楚，后来如愿成为储君，即位后，是为庄襄王。秦国人就开始用“荆”来代替“楚”，时至今日依然有“荆楚大地”的称呼。

同样，为了避秦始皇嬴政名讳，国人不得直呼其名，“政月”也改称为“正月”或“端月”。

汉代也有很多避讳的典型。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御讳， “邦”字改为“国”字。汉文帝名刘恒，于是把“姮娥”改名“嫦娥”，把 “恒山”改为“常山”，还把春秋时的田恒改称田常。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在《左传》中被称为 “启蛰”，为避讳汉景帝刘启，遂改为“惊蛰”，并一直沿用到现在。不仅如此，还把宋国始祖微子启改称微子开。汉宣帝原名刘病已，由于“病已”两字太过常用，许多人因不小心犯讳入罪，由于处罚的人太多了，刘病已便下诏改名为刘询，然后“询”及同音字就需要避讳了。于是“荀”姓就改为了“孙”姓，荀子也就被改为了孙卿。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于光武帝及其之后的五位皇帝的名字——秀、庄、坦、肇、祜五字都空缺不写，以“上讳”代之，也不作任何说解。

光武帝刘秀执政后，“秀才”一度被改名为“茂才”。

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严子陵，和刘秀是同学，原姓是庄，为避刘秀儿子汉明帝刘庄名讳，从此“庄”姓改为 “严”姓，庄子陵也改称严子陵了。同时，著名的《庄子》也一度改名为《严子》，班固在修《汉书》时也把“老庄之术”写作“老严之术”。

晋景帝名司马师，于是“师”姓改为“帅”姓。晋文帝司马昭时，甚至把西汉的王昭君改称“明君”或“明妃”。

到了唐高祖李渊时，东晋的陶渊明被改为“陶泉明”了。

隋唐时期中央官制为三省六部制，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将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唐初名将李勣原名徐世勣，因功勋卓著被赐姓“李”，李世民当皇帝后，为了避讳“世”字，就变成李勣了。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白居易的官职 “司马”就是那时从“治中”改过来的。

王勃赫赫有名的《滕王阁序》起首一句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到了唐代宗李豫当政之后，便被替换成了“南昌故郡”。

山药本名“薯蓣”，也是为避讳唐代宗李豫，改成了薯药；到了宋代，英宗名曙，于是薯蓣最终改为山药了。

宋太祖赵匡胤兄弟五人，除了早逝的大哥和五弟外，就是赵匡胤、赵匡义、赵匡美了。赵匡胤当皇帝后，赵匡义和赵匡美为避讳二哥分别改名赵光义、赵光美，后来赵光义即位，赵光美再次因避讳三哥而改名赵廷美。而到了清朝雍正时期，为了避讳雍正的名字胤禛，他不仅将自己兄弟名字中的“胤”统统改为“允”，居然还把“赵匡胤”改为“赵匡允”。

《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炊饼”，其实原来叫“蒸饼”，因为宋仁宗名赵祯，“祯”与“蒸”近音，为了避讳，宋朝人便把“蒸饼”改称为“炊饼”。同时，秦朝以来的正月也改为初月了。

为了避南宋高宗“构”的御讳，称沟为洫，称狗为犬。

清朝顺治皇帝汉名福临，在国讳方面相对开明，为争取民心，他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昭告天下：“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毕竟 “福”字太常用了，实在是很难避讳。而到乾隆时期，为避讳顺治，他又下诏楹联中不得出现“五福临门”四字。

臣民不仅要避讳当朝天子，天子的祖先即使没做过皇帝也是要避讳的。

因为唐高祖李渊祖父名李虎，于是唐人把虎叫做“武”或者“大虫”。西晋干宝《搜神记》曾记载：“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虫。”这是大虫作为虎的俗称最早的出处，而唐朝将“大虫”的称呼真正普及开来。后世《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经典故事中，也将那只老虎写作“吊睛白额大虫”。在唐朝，隋朝名将韩擒虎被改为“韩擒”或“韩擒兽”，调兵遣将用的虎符被称为鱼符，三英战吕布的虎牢关也被改为“武牢关”。此外，夜壶都因为犯了李虎的讳而被改了名。汉朝开始管夜壶叫“虎子”，到了唐朝改成了“马子”，后来又演变成了“马桶”。

乃至皇后之名也要避讳，如吕后名雉，为了避开吕后的名号，臣民遇到雉字时都要改称为野鸡。

后来甚至演变到皇帝的姓氏、属相、国号等都要有所避讳了。

唐朝避讳李姓，唐玄宗曾两次下诏禁止采捕鲤鱼，抓到鲤鱼必须放掉，否则打六十大板。并且，唐王室还给鲤鱼封了“赤鯶公”这一尊号。宋徽宗属狗，他禁止杀狗。元仁宗属鸡，于是严禁止在大都市中提到鸡，全国百姓无论杀鸡卖鸡，都需抱鸡而行，以示对皇帝属相的尊敬。

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将“猪”恢复古称，即“豕”或“彘”。而民间百姓很多人不认识字，于是他们称呼猪为“肥肥”与“哼哼”，这两个大众化的艺名一直流传至今。明武宗既姓朱，又属猪，在正德十四年，他下令全国禁止养猪。对于违反禁猪令的人，“发极边永远充军”。 但是猪肉几近绝迹后，朝廷祭祀要用猪牛羊三牲，也无法办到了，实在有违礼法。最终明武宗不得不取消令人哭笑不得的禁猪令。

清朝慈禧太后属羊，于是朝廷下令，禁止百姓说“养羊、杀羊、吃羊肉”一类的话。但是慈禧太后想吃羊肉，为了有更好的寓意，便又下令，把羊肉称为“福肉”或者“寿肉”。

一旦触犯国讳，就是大不敬，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唐律疏议》明文规定：

“官文书误，不请官司而改定者，笞四十。知误不奏请而行者，亦如之。……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

宋代科举，士子犯讳往往被申斥黜落，失去中榜机会。

清朝很多文字狱与国讳有关，比如清代诗人沈德潜曾作诗《咏黑牡丹》：“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人告发后，乾隆皇帝震怒，认为这是影射满洲人以异族夺取朱明皇位，此时沈德潜已去世，清廷下令将沈德潜开棺戮尸，并株连其家族后人。

二、家讳

家讳，又称私讳，指家族内部要避父祖的名讳。而其他人与该家族人交谈、字面往来，也应遵从他家的讳称，不然的话，便是失礼。古代有句话叫“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与人交往，需要先了解对方尊长的名讳。

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名曰刘长，于是他在组织编撰《淮南子》的过程中，就命令不许出现“长”字，而要以“修”字代替。《老子》有“长短相形”，《淮南子》遂引改为“短修相形”。同样，司马迁著《史记》，全书五十二万余字中无一“谈”字，因为司马迁父亲名司马谈，他遇到“谈”字都会用别的字代替，如将赵谈改为赵同。

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东晋时，桓玄设宴招待好友王忱，由于王忱刚服过寒食散，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这无意中触犯了桓玄父亲的名讳，桓玄听后痛哭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便要告辞。桓玄一边擦眼泪一边解释原因。王忱这才想起来，桓玄的父亲是已故大司马桓温，自己无意中犯了桓玄的家讳。

人们用“凤毛麟角”比喻难得而珍贵的人或物，特别常用于夸奖某人才华横溢。其中“凤毛”出自《南史· 谢超宗传》。南朝时期谢超宗很有才学，他的父亲名凤，祖父是大名鼎鼎的谢灵运。宋孝武帝非常欣赏谢超宗的文才，曾对人夸赞道：“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旁边右卫将军刘道隆听到后，以为谢超宗有凤毛这样的稀罕之物，于是专程登门拜访，对谢超宗说：“刚才宴席上，皇上说你有凤毛。”谢超宗一听，慌慌张张，来不及穿鞋就躲到室内。刘道隆以为他去取凤毛了，傻傻地一直等到天黑，始终也不见谢超宗出来，才悻悻地走了。这也留下了千古笑谈。

唐代极重家讳，《唐律疏议》规定：

“诸府官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

凡是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中有叫安的，不得在长安任职；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的官职。类似地，如家讳中有“书”字的，就不可能进入中书省、尚书省、秘书省这种高层机构了。

倘若所任官职冒犯了父祖之讳，可提出申请，调任他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后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

唐制还规定：

“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

所以当初李贺被时人认为不合应进士举，即使韩愈作《讳辩》据理力争，然而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提前结束科举之路。

不但因“避讳”当不了官，南北朝时还出现了因避“家讳”而辞官的例子。

《历代避讳字汇典》云：“范晔，泰之子，为太子詹事，故辞。”《北史·序传》：“(李延实)授侍中太保，封濮阳郡王，延实以太保犯祖讳，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辞。又改授太傅。”因李延实祖名“室”， “室”与“侍中”的“侍”同音。

北宋吕希纯因为父亲名公著，便不做著作郎。

苏洵父亲、苏轼祖父名曰序，于是苏洵文章改“序”作“引”，苏轼写序文也改称为“叙”或者“引”。现在的书中在序的地方有人用“序”字，有人用“小引”、“引言”或“叙”字，就是源于苏轼的家讳。

古人为避家讳还出现过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唐朝韦有翼为官持重，据说平生不饮酒，也从来不笑，总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皆因其祖父名乐，为避家讳，就不能饮酒作乐。

无独有偶，北宋初年的刘温叟，“博学纯厚，动必由礼”。因其父亲名岳，便不游嵩山、华山等高山大岳，也从来不笑。又因为“乐”与“岳”同音，他也一生不听音乐，凡有丝竹音乐演奏之时辄避之唯恐不及。就算是参加朝廷宴会听到音乐，回家后也要痛哭多时，还说：“若非君命，则不至于是。”

北宋诗人徐积因其父亲名石，便一生不用石器，走路遇到石头也要避开不踩，如果遇到石桥，便绕路而行，如果实在绕不开，只好请人背他过去。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记载，南宋参知政事钱良臣有个儿子幼时读书时，为了避父亲的名讳，他每遇到“良臣”二字时便读成“爹爹”。 一次他读《孟子·告子下篇》中“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一句时，直接将其改读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也是流传已久的笑谈，令人捧腹。

三、圣讳

避圣讳，也就是“为贤者讳”，即避圣贤的名讳，主要是避孔子和孟子的名讳，以及黄帝、老子、周公等古圣先贤的名讳。

孔子名丘，北宋时期，为了避开圣人孔子的名讳，朝廷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臣民读书凡是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把“丘”字圈起来，以示对孔子的尊敬。

更为甚者，“丘”姓都要加个耳字旁，即为“邱”字。一直到民国时，有些“邱”姓的后人改回原来的“丘”了，也有一些没有改，继续沿用了“邱”姓。

四、官讳

古代下属官员对上司称“大宪”、“宪台”，所以官讳也称为宪讳，即下属要避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不过这一类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唐代有避官讳的规定，如果犯讳，惩罚不具有强制性，往往取决于官员本人。

北齐经学家熊安生，去拜见权臣和士开与徐之才。和士开父亲名安，徐之才父亲名雄，为了避两人的家讳，熊安生自称“触触生”。触意为冒犯，即自己的名字两次冒犯了两位大人，虽然是表示自谦自抑，不过这也属实谄媚了，以至于留下笑柄。明末湖广巡抚叫宋一鹤，也是为了避总督杨嗣昌父亲的名讳，便在名帖里署名“宋一鸟”。

五代十国时的名臣冯道喜欢听人诵读《老子》，而诵书的侍从一个劲儿地摆手说：“讲不得，讲不得，万万讲不得。”原来，《老子》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委实令人哭笑不得。

宋徽宗时期的奸相蔡京，独裁政柄，权倾一时，朝野上下也需要避开他的名讳。内外官署公移文书皆避其名，例如京东、京西一律改为畿左、畿右。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宋代有个州官名叫田登，严令下属及州中百姓避其名讳。正月十五全城照例张灯，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于是大街小巷贴满了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这便是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由来。

五、总结

中国古代最重礼法，避讳作为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历代朝廷专门制定法令，建立了渐臻完善的避讳制度，以维系礼教秩序，体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一总则。有些避讳如今看来虽觉荒唐可笑，但这也是一种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

参考资料：

王新华《避讳研究》

刘义庆《世说新语》

陆游《老学庵笔记》

陈垣《史讳举例》

王观国《学林》

周密《齐东野语》

段成式《酉阳杂俎》

刘安《淮南子》

干宝《搜神记》

王钦若《册府元龟》

刘昫等《旧唐书》

钱易《南部新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