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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柯夫积累的语言素材中，你最喜欢哪一句？并说说为什么喜欢它。
如果是上面的选一句我会选 “她脸上的皮肤不够用，睁眼的时候必须把嘴闭上，张嘴的时候必须把眼闭上。”
因为他讲的很幽默， 很生动，细致，体现出契柯夫的认真。
没意思的故事——契诃夫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三品文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 ，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的时候，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像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少，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与他有过亲密的交往。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卡维林、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亲切的友谊。他是俄罗斯所有的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都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的时候，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些名字，就会被人看作品格不佳的表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极有天赋、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象骆驼那样勤恳耐劳，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污点，对我的名声谁都没话可说。这是幸运的。
享有这种名声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面部痉挛症。我的名声光辉灿烂，我的模样却灰溜溜的，极其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人公那样，象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陷，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面部痉挛症发作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难忘的想法：“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力。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部分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忆力衰退，思想不大联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我往往忘记常用的词，写信的时候我总是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用德文或者英文写比用俄文写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
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象根本没睡着过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 夜之间心不在焉地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或者，为了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忽儿，我的女儿丽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间屋子里很快地说了句梦话，一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总是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作声，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话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着气说，“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服役，薪饷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 ，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使妻子相信：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必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象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象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肥胖、笨拙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雅？那时候我热烈地爱上她，是因为她头脑聪明，心地纯洁，面貌俊美，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蒙娜那样，因为她“看重”我的学问。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雅，可是如今，过去的瓦丽雅所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的时候，我甚至一声不吭。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什么尽自在这儿坐着？”她站起身来，说。“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出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我们欠下叶果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个卢布便当得多！’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我觉得再没有人象我们的苦命的丽扎那样可怜了。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样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三品文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
她的模样显得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象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早，爸爸。你身体好吗？”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常得带她上糖果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淇淋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范例。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淇淋，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阿月浑子冰淇淋，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淇淋，第三个叫做马林果冰淇淋等等。往常她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奶油冰淇淋，……阿月浑子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阿月浑子冰淇淋，……奶油冰淇淋，……柠檬冰淇淋。……”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淇淋一 样，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好象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问题象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为了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通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明白她母亲和我要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受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头脑清醒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臊，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 类想法败坏了我的情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怀愤恨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
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这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这儿从前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 Historiamorbi”字样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太太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这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 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良好印象的。一般地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的模样，在造成这种倾向的众多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差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的情怀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他们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健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们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打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办公室里，他就小心地为我脱掉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里的新闻。大学里所有的看门人和校工彼此都十分熟悉；因此全校四个系、办公处、校长室、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他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呀！遇到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谈到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个职务，然后捕风捉影地、详尽地谈到办公室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督学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差不多总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满怀爱心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长短短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受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愚蠢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
……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 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到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全部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异常恍惚的趣闻以及关于格鲁别尔、关于我、关于巴卜辛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知识界来说，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知识界都象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早就会出现有关它的写成文字的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献直到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听到尼古拉随口说出许多学术名词，那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对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无知。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有哪些主要内容？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内容概述：契诃夫早期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面上写俄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笑话，实际上却是在无情的讥刺专制警察制度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如《一个文官的死》(《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另一类是反映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痛苦生活的，如《苦恼》、《万卡》、《哀伤》等。
《一个文官的死》写的是一个小公务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把唾沫星溅在前座的一位将军的秃头上，他虽三番五次向将军道歉，但是却唯恐将军大人不肯原谅他并怪罪于他，从此心神不宁，战战兢兢，不久便撒手西去了。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正是大官们的飞扬跋扈造成了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惧和奴性心里。作家早期创作的另一个短篇《苦恼》写一个孤苦伶仃的老马车夫，在儿子死后整整一个星期几次想找人倾吐内心的痛苦，但是谁也不理睬他，他只好向他的老马诉说。这篇小说是对当时冷漠无情的社会的控诉。
到了19世纪90年代，契诃夫的小说创作走向了繁荣和成熟，许多优秀名篇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如《第六病室》、《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带阁楼的房子》、《醋栗》、《套中人》等。
《带阁楼的房子》批判了错误的社会思潮“小事论”。在作者看来，要紧的不是热衷于“小事”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好几百年”以来不断“重演的那套旧故事”。然而由于思想的局限，作家还指不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这一时期的作品还对知识分子的空虚无为和小市民的庸俗丑恶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如作品《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约内奇》等。
在契诃夫90年代的创作中，农民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他对农民问题很关心，特别是在1892年迁居离莫斯科不远的农庄之后，他同农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对农民有了更深的了解而创作了一组描写俄国农村和农民的作品。如《农民》就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的贫困生活，《峡谷里》则描写了90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情景。
可爱的契诃夫丨沙俄文学狠人往事
如果说中国是一只孜孜不倦的东亚雄鸡，那么苍莽的俄罗斯，就像一头盘踞两大洲的北方巨兽。这块占世界陆地面积八分之一的土地，伴随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最骁勇好战、骄傲冷漠的斯拉夫民族。
自从 1713 年，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向西方诸国学习之后，一直在人类文明史边缘默默徘徊的小透明——俄国——突然像开了挂一般，各行各业厚积薄发，各个领域大放异彩：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画家、舞蹈家、戏剧家、电影导演……一辈辈顶尖大师喷涌而出，并迅速练成修罗级别的大魔王。
尤其是文学领域，19 世纪的沙皇俄国更是制造了史无前例大喷发——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果戈里、屠格涅夫……这些层出不穷大师们泄洪般地产出了人类最深沉厚重、独树一帜的硬核文学，直到 8102 年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尘封的故事中咂摸出余味。
就像纳博科夫说的，“俄罗斯文学的便利之处就在于：一个几乎没有文学传统的国家，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便创造出了在艺术价值、影响范围以及所有方面都足以与英国或是法国的光辉作品相提并论的文学，唯一的差距只在数量。
从 19 世纪到今天，那些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俄国文学，按一般印刷统计，大约只有 2 万 3000 页。显然，无论法国还是英国文学，都不能被浓缩到这样的程度。
为了品尝这份文化精髓，我们将重回 19 世纪，追溯沙俄狠人们的奇闻轶事，和大师们一起，吹最凛冽的风、喝最热辣的酒，揍最凶猛的熊、读最深沉的战斗民族文学。
今天是《沙俄文学狠人往事》系列的第一篇——可爱的契诃夫。
1
“他更像契诃夫” ，这是波伏娃对鲁迅的第一印象。
契诃夫（1860 - 1904）与鲁迅（1881 - 1936），虽然他们生活年代相近，但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中，然而，他们恰巧都弃医从文，各自的小说也惊人地相像，甚至有人称鲁迅是“中国的契诃夫”。
契诃夫有一篇著名的作品《苦恼》，讲述一个老车夫，总是想和人倾诉他失去儿子的痛苦，却无人理会：
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
故事的结尾，这个可怜的车夫只能把心酸讲给一匹马听。
无独有偶，鲁迅笔下祥林嫂的苦恼也是无人可言说，“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这种寂寞当代人应该更懂：虽然身在一个沸腾的世界，但因为周围的热闹才更显孤独，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这更使人绝望无助。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终极宅男别里科夫吗？
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套子里，削铅笔的小折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
《套中人》插图
他制造出的精神辐射，让在他身边的人浑身膈应。他充当官方的奴才，不光套着自己，也限制别人。现实生活令他终日惶惶不安，他总是赞扬过去，拥护一切旧传统，因为他能躲在里面逃避现实，一如他的思想不见天日。
这样的人，活成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而契诃夫叫他“套中人”，放在今天就是挥舞键盘的道德卫士。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
“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别里科夫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XX 很毁三观吗？”——键盘侠
契诃夫和鲁迅就像两把短促又锋利的手术刀，精准狠厉地解剖了一个个大时代里的佛系又丧逼的小人物。
“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一样困惑、迷惘，经济状况和传统道德让他们无处可逃：有些人放弃了希望，有些人听天由命，几乎所有的抗争都无济于事，寻求虚妄想象的安慰，或求助于曾毁灭他们的迷信。这些牺牲者的软弱无力，半是纵容，半是顺从自己的不幸。”
这话是波伏娃评价鲁迅的，但把对象换成契诃夫也一样成立。
更巧的是，他俩还都写过一些“飞越疯人院”式的狂妄之人。
鲁迅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是第一个喊出“礼教吃人”的疯子。而《狂人日记》发表的 26 年前，契诃夫也构建了一个愁云惨雾的《第六病室》，那里关着几个精神病患者和一个浑浑噩噩的倒霉医生。
男主角格罗莫夫原本是个贵族出身的政府公务员，一天他看到一队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患上了被害妄想症：
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
在弥漫着污浊的第六病室里，格罗莫夫突然一下明白：他一直就生活在沙俄这个巨大的监狱里，到处是阴森的铁窗、残酷的毒打，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不是他疯了，而是所有人都疯了！他再也不能安然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根据《第六病室》改编的俄罗斯电影《Ragin》（2004）
于是他愤怒地叫喊：“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
而主持这家医院的拉京医生，因为同情理解格罗莫夫也被当作疯子抓了起来，关进第六病室，被迫害致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屏住呼吸，惶恐不安地等着再一次挨打。就像有人拿一把尖刀，扎进他的肉体，在胸腔内和腹腔内转动几圈。他疼得直咬枕头，磨牙。忽然间，在他一片混沌的脑子里，清晰地闪出一个可怕的难堪的念头：此刻在月光下像鬼影般的这几个人，几十年来一定天天都忍受着这样的疼痛。二十多年来他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怎么能这样呢？
这两个疯子，不幸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思维过于活跃、意识太过超前，于是成了这个巨大、沉闷的套子里最坚决的破坏者。
根据《第六病室》改编的俄罗斯电影《Ragin》（2004）
后来，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年轻人读了这部作品后，“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之后他带领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掀翻了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继而影响了邻国的命运，当然这是后话了。
2
俄国文学大师们的普遍特点是诗性漫溢、吞吐风云、精神力爆棚，叙述激情也是铺天盖地、澎湃千里。缺点就是不事剪裁，大部头厚得能砸死人。相比之下，“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倒像是个异类。
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我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
《变色龙》插图
契诃夫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最可贵的是，他写小人物，便就是小人物，而不同于其他俄国作家，无论多接地气，终究自带文艺腔，而契诃夫始终将自己放得很平。他那些对人性的、市民的、社会的庖丁解牛式的描写，有种恶毒的幽默感：
如果你害怕孤独，就不要结婚。
大学能培养一切，包括愚蠢。
这冰淇淋，简直像用病人洗过澡的牛奶制造的。
有一位小姐，她的笑声，简直像是把她的全身浸在冷水里。
“哦哦，我的宝贝的小脓庖啊，”未婚妻娇声嫩气地说。
男的想了一会儿，很不舒服，就解除了婚约。
当喉咙发干时，会有连大海也可以一饮而尽的气概——这便是信仰；
等到喝的时候，至多只能喝两杯——这才是科学。
一个地主在吃饭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说：
“乡间生活真是便宜的。——鸡也是自己的，猪也是自己的。——生活真便宜啊。”
他曾经写信给高尔基谈论俄国人的民族性：“他们的心理状态像狗一样，如果你打它，它就哀嚎乞怜，钻进狗窝；如果你亲它，它就躺在地上，四脚朝天，摇尾献媚，这样的人群需要在既有秩序内接受长期的理性训练，否则只会拥戴新的暴君。”
纳博科夫评价契诃夫的幽默：如果你看不到它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可悲，因为可笑与可悲是浑然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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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契诃夫不讲笑话的时候，他也是个无比细腻哀伤的作者，随手就用文字撩拨起读者满腔的“意难平”。
我们从小学的课本中就知道了契诃夫的《凡卡》。
一个可怜孩子写信，讲他如何进城做了鞋匠的学徒，饱受剥削，无所依靠，懵懂的心里尚存着一点对未来的微末期待，故事的结尾他写下地址：
乡下 爷爷收
让这份天真的期待彻底落了空。
另一篇小说《猎人》的结尾，契诃夫写“他已经消失在拐角，而她还踮起脚想去看看他的白色帽子”。只是截取生活中的某些场景，也让人觉得无奈至极。
所有一切的人世的苦辛、幽默，怀慕与悲哀，契诃夫的小说里都有。
3
可能因为他”短篇小说之王“的名声太大，大家似乎忘记了，契诃夫也是现代戏剧的开山鼻祖，而且戏剧上的耀眼成就丝毫不亚于文学。
据说契诃夫觉得，挪威剧作大师易卜生根本不懂戏剧。他说，生活中哪有那么多激烈的波澜啊？真正的生活，无非是喝茶、谈天，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悲剧或喜剧，就在这乏善可陈里诞生。他戏剧里的主人公都是灰心丧气的小人物，这些人物的特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伊凡诺夫》里的台词——“我的灵魂被一种惰力给麻痹了”。
契诃夫后期和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合作，为后世贡献了一系列卓越的戏剧：《海鸥》《三姊妹》《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
林兆华版《樱桃园》剧照
值得一提的是《万尼亚舅舅》。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农庄。农庄主人、退休教授谢列勃里雅科夫带着年轻貌美妻子叶莲娜回到乡下居住，他们的到来，激起了农庄管理者万尼亚和乡村医生阿斯特洛夫内心的涟漪。视教授为偶像的万尼亚，25 年来勤勤恳恳经营农庄，供养着教授一家，也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都寄托在教授身上。不料到头来，他发现教授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蠢货，怒火中烧的万尼亚险些杀死教授。
当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出演《万尼亚舅舅》时，试图从台下剧作家的嘴里套出一些解读人物的密码，可契诃夫只说了一句：“记住，他系的是一条丝绒领带！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万尼亚舅舅》中扮演乡村医生（1899 年）
《万尼亚舅舅》是一部非常反类型的戏剧，剧中人物没有长篇的独白，也少正面的情感冲突，甚至都分辨不出谁是英雄或者悲剧主角，有的只是低微卑怯的人物和暧昧纠葛的情感。
真正的主旨是偶像的破灭，一个全人类都逃不出的精神困境。
高尔基在看过《万尼亚舅舅》后，给素不相识的契诃夫写信：“我哭了，哭得像个女人，尽管我远不是个有善德的人。回到家里，惘然若失，被您的戏揉皱了，给您写了封长信，但又撕掉了……我看着这些剧中人物，感觉好像有一把很钝的锯子在来回锯我。”
契诃夫死后 100 多年，他的戏剧不断被搬上多个国家的舞台或大银幕上，台词也翻译得相当贴近生活，无论用哪种语言、哪种文化，都能走近它。
苏联版《万尼亚舅舅》（1971）
英国版《万尼亚舅舅》（1991）
澳大利亚版《万尼亚舅舅》（2012）
北京人艺版《万尼亚舅舅》（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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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命都不太长。
莫泊桑 43 岁，欧亨利 48 岁，契诃夫 44 岁，他们都有着超卓的幽默感，但就像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私下都不快乐。那些直指人心的讽刺，都是以自己为祭品的。契诃夫晚年的文风，肉眼可见地阴郁顿挫起来，也许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强颜欢笑了。假如他再多活十年二十年，文学成就可能会远远超过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4 年，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原准备当一名医生。在农村居住时期，他经常给农民免费看病。由于家境困难，契诃夫从 20 岁起就开始为刊物写些短小的幽默段子，即使这样，生活也经常捉襟见肘。多年来，契诃夫的人际交往，就是找亲朋好友借钱。
感受一下大作家借钱时的话术：
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生活颇不容易。多半夏天就会有钱了。啊，但愿如此！
千真万确：一个小钱也没有！我还没学会借债，那是一种极大的麻烦事！
除了这种流行病以外，我还等待另外一种流行病，这种病是一定会传布到我的庄园来的。那就是缺钱。
我又生病，又心境忧郁，简直不像话。钢笔从我手里掉下去，我根本没法写作。
请您给我寄钱来。我没有钱了，而且似乎也没有地方可以拿钱。
……我囊空如洗，连出门的路费也没有了。……唉！我不会到您那儿去了。我是用低沉阴郁的声调说这句话的。
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请您给我寄一些钱来吧！我决不食言：我只懒到 5 月份，从 6 月 1 日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我希望来年春天我会有一大笔钱。我是根据迷信来判断的：没有钱就是快有钱了。
钱老是没有，而且不会很快就有，真要命。
这样说来，我欠一千零四个卢布。……我急于偿清最后这点债务，因为我打算在您那儿再借新债。
高尔基曾说，“每一个来到安东·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
毕竟，这位作家当年纵横文化圈的法宝，拥有一件最有力的武器——可爱。
人家年轻的时候长这样，沙俄文坛第一美男子好吧？ ↓
契诃夫曾被问到英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您看好哪边赢？”“那我就……希望……打得好的赢吧。”
曾说过：当今俄国有两座不可企及的高峰，厄尔布鲁士山顶峰和我。
契诃夫曾疯狂赞美初恋情人米齐诺娃，“爱您爱到忘我、爱到发疯”，“你把我迷得神魂颠倒。你现在即便说，二加二等于五，我也会相信你是对的”。
后来米齐诺娃选择与契诃夫的好友、大画家列维坦恋爱，契诃夫创作了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
1886 年，列维坦给契诃夫画的肖像
1896 年，契科夫的戏剧《海鸥》首演失败，在信中伤心地写：“剧场里充满了敌意，空气因为憎恶而膨胀，而我，依据物理学的原理，像炸弹一样，飞离了彼得堡。”
他形容彼得堡的天气，“真要命，大家乘雪橇，可是没有雪。这不是天气，而是一种什么手淫。”
他曾经和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互送签名照，并告白：“我非常非常感动，我深深地向您表示感谢。送上一张照片，一本书，如果我拥有太阳，我也会把太阳送给您的。”
契诃夫书桌上的柴可夫斯基签名照
很多女人被他迷得晕头转向，甚至包括托尔斯泰的女儿。契诃夫最著名的迷妹，是作家丽季雅·阿列克谢耶芙娜·阿维洛娃，有丈夫，有孩子，却爱了契诃夫一辈子。她送给契诃夫一个书形表坠，上面刻着数字，按数字找到契诃夫的一本书的某页某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假如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他曾经担心结婚会妨碍工作：“我的家庭人口众多，我这个写作的人好比一只虾跟别的虾同装在一个筐里：挤得很。……我不打算结婚。我希望我现在是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在一个讲究的书房里挨着一张大桌子坐着。”
于是他 41 岁才结婚，婚后给妻子热情地写信：“再见，我的孩子！吻你，我要把你抛上去，再把你接住，再粗鲁地让你在空中翻转，再把你抱住，再把你抛出去，再把你抱住，亲吻我的女演员。”
契诃夫和妻子
1901 年，他拜访托尔斯泰之前，为穿一条什么样的裤子苦恼了一个小时。
他在给妻子信里写：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洞……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
1900 年，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在雅尔塔
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 1904 年 6 月，结尾还在为“这边的德国女人穿戴没有格调”而感到沮丧。
他遗嘱的结语是 ：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全家和睦。
我所写的一切，过五至十年就会被遗忘。但是，我铺就的道路，将会完整地保留下去，不受损毁，这是我唯一的功劳。 ——契诃夫
随说几句契诃夫：他不愿讲笑话时，张佳玮，知乎
可爱的契诃夫，童道明
契诃夫书信集
契诃夫-"小笑话"有感
这是一个少有看到过的关于爱情的故事来自契诃夫。
在我们的印象里，契诃夫是一个讽刺意官场，现实，社会的小说家。而在他笔下的爱情小故
事又是怎样的呢？
故事发生在一个冬天晴朗的中午。当“我”和娜佳卡走到一段很长的缓缓地斜坡时，娜
佳卡内心无比的害怕，因为斜坡在积雪过后，被滑出了一道明亮而又发黑的冰面。阳光照射
着冰面，仿佛一面镜子，但却又好似一个通往地狱的深潭。娜佳卡内心无比害怕，凉
气到抽，呼吸中断，这如果滑下去，将必死无疑，几乎要发疯。在“我”一番鼓励与
安慰下，娜佳卡居然被说服了。“我”将面无血色，浑身哆嗦的娜佳卡扶上雪橇后，搂着她
一同追向无底深渊。
寒风呼啸着，揪着娜佳卡的头发，几乎都要将“我们”的脑袋都要扯下来，仿佛阎王
怒吼着想亲自将“我们”抓到地狱。“我们”几乎气都喘不过来。这时“我”在娜佳卡的耳
边轻轻的说了句，“娜佳卡，我爱你”。后怕过后，娜佳卡不确定是自己听错了，内心既害怕
又有点喜悦，想问“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于是决定在滑一次。娜佳卡还是像第一次一样
浑身颤抖着，当疾风和雪橇发出声响时，“我”又轻轻说道，“娜佳卡，我爱你”。
娜佳卡这次表现出了极度的困惑，内心谜团重重，红着脸要求再滑一次。这一次娜佳卡
紧紧盯着“我”的嘴唇。到了半山腰时，“我”又轻轻说了那句话，“娜佳卡，我爱你”。
谜团仍旧未解开，娜佳卡不明白究竟是风，还是出自“我”。但娜佳卡每天要求来滑冰，
而“我”也每次都说了那句话。渐渐的，娜佳卡仿佛上了瘾，戒不掉。带着困惑，娜佳卡决
定自己一个人滑一次，一个人，旧面无血色，身子像筛子一样抖动着，走向“刑场。”
终于阳春三月，冰雪融化，而“我”也将离开那里，时间不定，可能无限期。临走那天，
“我”透过墙上的缝隙看到另一边的娜佳卡，娜佳卡凄楚，忧郁的走上台阶，凝望着天空。一阵风呼啸而过，娜佳卡伸出双臂，仿佛再祈求风给她说那句话，顺着脸蛋，滚下一颗泪珠。
“我”又轻轻了说了，“我爱你，娜佳！”。娜佳卡脸上露出了笑容，双臂迎着春风，美丽至
极。
后来，“娜佳卡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而“我”渐渐老去，却不明白为何当初要说那
句“玩笑话”。
第一次说那句话时，可能真的是开玩笑的，然而渐渐的，玩笑却成了真，自己和娜佳卡
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但终究被笑话作弄，有缘无份。
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特别喜欢，“不可结缘，徒增寂寞”，是呀，有缘无份是可怕的，可
能你我都有走出来那天，但其中要经过多少日日夜夜，要经历过多少悲伤，寂寞啊！世上
又有多少“我”和娜佳卡这样的错过呢？你不说，我不言，你不问，我不答。记得顾城的“错
过”是这样写的，
你我都明明白白，却彼此匆匆错过。
你相信命运，我却怀疑生活。
